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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等异姓王相继叛乱，刘邦“奔命扶伤而不暇”，甚至在戎马亲征淮南王英布的叛乱中，“为流矢所恳求中，行道病。病甚”，吃了分封的大亏。这个血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但是,刘邦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又断断续续地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刘邦为什么要分封同姓王?这究竟是他的策略,还是他的阶级局限?在这里，采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是不能帮助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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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分封异姓王， 是在楚汉战争期间为了集中力量消灭以项羽为首的奴隶主复辟势力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这些异姓王，有的是六国旧贵族的残余,有的是革命营垒中产生的新贵族。西汉王朝建立仅仅十个月，他们就相继发动叛乱,成为重建的新兴地主阶级中央政权的主要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复辟的法家刘邦马不停蹄，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七年的平叛战争,活捉韩信，处决彭越，击溃英布，先后消灭了六个异姓王，狠煞了分裂倒退妖风。韩信一伙的叛乱，使刘邦深深感到分封异姓王是不可靠的。然而,搞掉了异姓王，又让谁去填补这些空白，管辖这些军政要地呢?刘邦有一个久经战争考验的、强有力的法家领导班子，按理应当派这些法家去接管。但是，当时西汉王朝刚刚建立，政权还不巩固,如果把在中央任要职的萧何、张良等法家人物一下子调到地方，势必会削弱中央的领导力量。再分封一批异姓王吧，更感到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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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刘邦反复考虑，亟待抉择的问题。这时有个叫田肯的向刘邦提出了分封同姓王为诸侯王的建议。这个建议很配刘邦的胃口。因为分封同姓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能解决上述矛盾，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外,还可以提高自己亲属的社会地位,来扩大他的统治基础。因此，分封同姓王的措施就被刘邦作为消灭异姓王、加强统治地位的一种策略接受下来了。

刘邦在分封同姓王的时候，并没有丧失警惕。鉴于过去异姓王利用职权、独霸一方的历史教训,刘邦把有些较大的异姓王统治的地盘拆小，同时分封给两个同姓王;并给每个封国委派了直接对中央负责的官吏，规定诸侯王不准有独立的军权,不得擅自发兵。而且当时刘邦的“昆弟少，诸子弱”，所封的大多是些幼稚的少年，刘邦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控制和指挥他们。侄子刘濞是其中较大的一个,在分封他为吴王时，刘邦还特地正色警告他:“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邦分封自己子侄为诸侯王，是一种策略，是企图以“同姓一家”的亲族关系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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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人们办事还不能自觉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时，“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事实上“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刘邦分封同姓王就是一个眼前利益和长远影响“完全相反”的事例。在刘邦分封同姓王的问题上所反映的矛盾现象说明，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出现在刘邦身上也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有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有阶级属性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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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听田肯言，提出以分封同姓王为诸侯王意见，在不久，历史终究“报复”了刘邦的这个愚蠢的做法。这就是四十多年后爆发的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由刘邦埋下的同姓王的罪恶种子，经过吕后、文帝前后四十多年的滋长发展，到了景帝三年，终于结出了恶果，国民得到了遭殃，当时的同姓王羽翼丰满，不但自己冶铁煮盐，造钱铸币，就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了，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个同姓王，公开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企图通过武装叛乱，推翻景帝的统治，改变刘邦制定的法家路线，篡夺皇位。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伙起来叛乱的野心家“迫劫万民，天杀无罪”，给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带来了很大损失，甚至差点要亡国！因此旧痛方愈，新伤又起，刘邦分封同姓王的严重恶果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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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法家思想家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中分析了汉初的分封制,指出:汉初“郴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由于刘邦分封同姓王,造成“陵迟不救者三代”。他的结论是:“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就是说，分封制行不通,半郡县半分封也不行，只有秦王朝的郡县制是合理的。这是极有见解的正确结论。我们不想为历史人物刘邦设想一条除分封同姓王外更好的道路，刘邦已经用实行分封后自食其果的教训表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自我灭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