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中国收藏界出现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嘉德拍卖行计划在其10周年庆典上拍卖西晋章草书法家索靖所写的《出师颂》。

索靖，字幼安，敦煌（甘肃）龙勒人，其书法艺术，名动千古，后人盛赞“如风乎举，鸷鸟乍飞，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险峻遒劲，堪“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造诣，为书坛颠峰上数之一二者，索靖与之相提并论，则评价之高，不言而喻。

实际上，索靖的书法，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还是有传承的。

索靖是东汉章草书法家张芝姐姐之孙，王羲之本人自称“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余则不足观”。

后人称王羲之为“书圣”；东汉时人却称张芝为“草圣”。

索靖是张芝家书法传承者，其成就对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亦深。

王羲之的书法老师之一、同时也是他的叔叔王 (外广+内冀)，为晋元帝的姨弟，在随王室南渡时，随身只在怀里揣了叠成四折的索靖墨宝，并密密缝在内衣里。宋人看此帖时，四叠印仍在。

现在书法界有一定论：索靖的书法是中国书法从章草向行草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代表。惜乎其真迹稀有，盛名淡却，后世几忘。

但不管如何，说王羲之在索靖、陆机、钟繇的章草基础上创造出流行至今的行草书法，那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即嘉德拍卖行要拍卖索靖作品，自然轰动一时。

还有，《出师颂》是东汉人史孝山所写的一篇著名文赋，作于东汉名将邓骘出师讨伐羌人前夕，文中内容气如长虹，势若千军。此文因此在南梁朝被辑录入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

而索靖书写《出师颂》，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晋书》记载：“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

看，索靖曾拜大将军，统兵平定“西戎反叛”，那么，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出师颂》，意义更加重大了。

在此基础上，嘉德拍卖行还大张旗鼓为这次要拍卖的宝物造势，他们在宣传品上是这样的：“上面有宋高宗篆书大字晋墨，乾隆御笔题跋。索靖书《出师颂》，米友仁题记。……谓之书林至宝，毫无溢誉之嫌。”

《出师颂》引首部分宋高宗之“晋墨”二字最具说服力，因为在宋朝，皇宫还藏有索靖的其它真迹，皇上对照题鉴，则其当为索靖作品的铁证。

国内媒体因此纷纷以“中国现存最早书法”、“索靖存世真迹之唯一作品”、“中国书法第二件作品”、“晋代真迹”等词来形容这即将现身的国宝。

还有媒体煽情无限地说，“这将是一件改变中国书法史与文物史的国宝，而且最终的拍卖价格还可能再创新高”——紧接着透露：国内有买家欲以3000万元的天价竞购此作品。

嘉德拍卖行也将这一宝物底价定为2000万，并放出风声：“徐邦达、启功、傅熹年都说好，是国宝，徐邦达与傅熹年都建议国家买。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文物局都开了研讨会要买这件好东西。”

随后，嘉德作出严正声明，为了国宝不流失海外，只作定向拍卖，即只准国内博物馆、国有企业等举拍。

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与嘉德所说一致：7月13日定向拍卖、2000万起价、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天价成交。

事件本来应该就此结束，但剧情发生了“神逆转”——许多亲眼目睹过拍卖宝物的业内专家、学者指出：该作品并非索靖手笔，“故宫重金买了假货”。

为什么样说这是一幅“假货”呢？

作品上面有北宋大书法家米芾之子米友仁的题跋，赫然书“隋贤书”三个字。

即米友仁认为这幅《出师颂》是隋朝人写的。

米友仁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非常有名的鉴定家，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力，曾被召入南宋绍兴内府鉴定所藏书画，多有鉴题，存世书法墨迹也多为鉴题，可信度极高。

为此，故宫方面不得不作出了回应。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同时也是《出师颂》专家鉴定小组成员的单国强向媒体作出解释，他的态度简单明了：故宫从来就没认为这个《出师颂》是索靖的作品，而将之视为隋代的作品。而且，在清宫内，也是将它作为隋代作品加以保存的。在乾隆时期刻的《三希堂法帖》中，也是将其视作隋人书。

既然已经知道它是一件“伪作”，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拍下呢？

单国强说：“对于古代字画的鉴定首先必须明确鉴定的主旨。对于有款题的作品，鉴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此作品是否确为落款作者的手笔，这里有真作和伪作的区别；而对于没有款署的作品，是没有所谓“真伪”问题的。因此，对无款作品《出师颂》大谈是真还是假，是真迹、摹本还是伪作，都是没有意义的，是缺少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的。”

那么，既然明知不是“晋墨”——不是晋朝人的作品，而是隋朝无名人氏临摹之作，为什么还要坚持购买呢？

单国强的回答是：隋代存在的历史年代非常短暂，则其能够流传下来并确定是隋代名家的书画作品十分稀少。即使有，也往往被认作是六朝或者是唐代的作品。而《出师颂》是以明确的隋书身份出现的。目前，故宫收藏的隋代作品只有一部写经，而别的朝代的书画珍品都有收藏：西晋有陆机《平复帖》，东晋有王《伯远帖》，唐代的就更多了，隋代作品是个缺件。《出师颂》完全可以弥补故宫博物院在书法藏品中的空白，所以院方决定购买。

然而，敦煌出土隋人写《妙法莲华经》的拍卖价仅为6万元，现在这个隋朝无名人氏的作品却需要2200万元，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代表故宫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回《出师颂》的梁金生的回答是：值！隋代非常短暂，能够流传下来并确定是隋代的法书十分稀少。每次办书法展，西晋有陆机《平复帖》，东晋有王珣《伯远帖》，唐代就更多了，而隋代作品是个缺件。《出师颂》回归后，故宫的馆藏书法就能够“串”起来了，而与敦煌出土隋人写《妙法莲华经》不同，隋人《出师颂》属于名迹。

应该说，故宫方面的解释可以平息一切争议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有人提出，所谓“隋人《出师颂》”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上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书法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戴小京指出：“宋高宗与米友仁是一殿君臣，在此卷中有米友仁题字：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书。要知道米友仁因精于鉴赏而被任命为御用鉴定师。文献记载，高宗每得法书、名画，命之鉴定题跋于后，或谓一时附会帝意，画颇未佳而题识甚真者。如果米定为隋贤，高宗不会在卷首书晋墨，如果高宗已题晋墨于首，附会迎合帝意的米友仁断不敢再定为‘隋贤’。嘉德版本的《出师颂》在历史上出现在明朝，当时过眼之人没有晋墨的记载，而在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时出现了‘晋墨’的记载。可见晋墨是明朝人加上去的。”

戴小京这一说法极具杀伤力，宋高宗与米友仁为一殿君臣，即有米友仁题“隋贤书”就不会有宋高宗书“晋墨”；有宋高宗书“晋墨”，就不会有米友仁题“隋贤书”，足见此条幅是后人作假。

中国美术史权威、书画家陈传席，以及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钟银兰又指出：“晋墨”两字是写在有五爪龙的纸上的，而“宋只有三爪龙、四爪龙，没有发现过五爪龙，这两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写。”

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隶章体书法权威张森加入初刀，说：“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幅作品不是隋唐之前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晋代书法的时代韵味，隋唐之前的作品与其后的相比，要质朴厚重得多，唐之前毛笔用短锋，下笔就有厚重感，从笔法、结构、气势上来看，这幅作品下笔单薄，很可能是明人摹本。”

完了，《出师颂》不但不是晋人索靖的作品，也不是隋朝无名氏的作品，而是“明人摹本”，这回，故宫方面该怎么说？

单国强和梁金生都曾强调：故宫每次购买文物，都会组织专家反复论证。这次决定购买《出师颂》前，故宫组织启功、傅熹年等六位专家成立六人小组，召开过鉴定论证会的。

90岁的启功老先生是六人小组中最权威的书法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晋墨两字是假的，那是明朝的纸，宋高宗如何可能在明朝的纸上写字？拍卖行是商业行为，乱炒！炒得越高越好。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我们从没有向国家推荐买这件东西。”

记者又电话采访了六人小组中的国宝级鉴定大师傅熹年，问：“傅老，听嘉德说您向国家建议购买这件国宝。”

傅熹年立刻回答说：“没有这个事情，绝对没有这个事，我没有写任何东西。《中国文物报》说我讲这个东西非常好，让国家买，我已经让他们更正了。公家问我什么态度，我就说了。哪些部分是假的，我也跟国家说了。媒体我一概不说。不要理它，越炒要加几倍的价格，吃亏的是国家。”

最后，对这事给出有力回应的还是单国强，他说：“《出师颂》属于故宫藏品，1922年被溥杰携带出宫，后来流失。现在重新出现，故宫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回购收藏。”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也说：“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大量的故宫藏品流失。故宫博物院一直都在通过各种途径收回属于自己的藏品。如今成功购得《出师颂》，使得一件离开故宫80年的珍品重新‘回宫’，这是为保护珍贵的国家文物所做出的努力，故宫所做的这一切，很值！”

不管怎么样，故宫购回《出师颂》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

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伟平却因此哀叹，称：“如果没有媒体炒作，1000万都卖不掉，媒体作用起了50％，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是道听途说没有做具体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