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是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余秋雨《文化苦旅·道士塔》

这是余秋雨《道士塔》里的一段话，曾经戳痛过整个一代人的柔弱心灵。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位“历史的罪人”：道士王圆箓。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万佛之国——敦煌莫高窟。

韦力先生在《失书记》中说，“至少我自己是看了他这篇文章才对敦煌藏经洞发生了兴趣。”

而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往往是曲折与多变的，在我们不断接近那个时代的同时，也不断有人站出来为王道士打抱不平。

说那时候，斯坦因们是拿着政府的公文去洞窟购买的敦煌经卷，王道士又何以违抗。

说当时的学者与政府，没有一个能尽到保护的责任，而只有一个王道士做了他该做的，把敦煌经卷卖掉的钱全部用于修护洞窟，一分也没有占为私有。

说余秋雨，欠王道士一个道歉……

然而凡此种种，已为旧事。无论孰是孰非，敦煌的这段往事已注定成为“吾国之伤心史”。

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垂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而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姜亮夫先生，在抗战期间，曾变卖自己的书稿自费到法国抄写敦煌经卷。他说：“在这惶恐哀伤的时日，上战场杀敌不可能，把杀敌精神用在对敦煌经卷研究的拼搏上去，是我在抗战中的责任。”（《我与敦煌学》）

那时候他在巴黎租房，每天清晨坐车到达图书馆，坐下来就投入工作，中午以干面包、白开水打发过去，下午一直干到闭馆，回到住处用蔬菜和大米煮些稀饭当晚餐，接着又工作至深夜，意在将钱省下来多拍些照片。每张照片十四个法郎，而他每天的生活费只是二十多个法郎，连拍两张照片的钱都有点不够。最后“仅摄影记录得三千余件。”他用透明纸影描，详细记录每张卷子的情况。这样日复一日地抄录、影描、摹写，等到完成时，他的近视增加了600度。而后来由于战乱等原因，先生从国外带回国的青铜器铭 、石刻字画的实物照片等资料全毁于日机轰炸 ，“仅存敦煌经卷稿复本日不离身，多么扎心的往事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回到当年洞窟刚刚被王道士打开的那一刻。她在一个错误的时代被发现，在盛世与末世的转换之间，信息的闭塞，认知的不足，国际环境的混乱，注定这些精美的洞窟和浩如烟海的文物经历的动荡与浩劫会定格为历史的阵痛。《道士塔》里引用了一位年轻诗人的诗：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真正的将军从来不纠结于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更不能沉溺于受伤后的沮丧和哀婉。拂拭无知的伤口，增强历史的认知，砥砺前行，把曾经流落海外的尊严与责任以更加体面的方式找回来才是一个强者在当今时代的应有之义。而最近，百年老字号——荣宝斋春拍就有这样一个机会迎来了一件国宝级的敦煌写经：大谷光瑞旧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十七。

8世纪唐代中期敦煌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十七》

水墨纸本手卷

著录：《国学丛刊》第九卷，1912年，日本橘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王国维、罗振玉。

备注：本拍品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705×25 cm. 约15.9平尺

从我们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敦煌宝藏四次大的流散分别是英国的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罗斯奥登堡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欧洲的三批比较完整的分藏于各自国家的博物馆。而大谷光瑞的收藏的敦煌写经长卷基本都经过二乐庄的装裱，这也成为大谷藏品的标志，后来较为集中的收藏于国家图书馆，韩国国立博物馆，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流散于世的极少，据统计大概只有四~五件，民国间罗振玉曾得到一卷大谷藏经，以为重宝，作有长跋，后入藏国图。

大谷光瑞（1876—1948）是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出生于日本京都。自幼攻读汉籍，深谙汉学，通晓中国历史。他出生于佛门，其父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21代掌门，10岁时，大谷受戒剃度，取法号“镜如光瑞”。1898年与贞明皇后之姐九条筹子结婚。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1899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0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程途中前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喀什噶尔。光瑞父亲去世临时赶回日本，另外两名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则前往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地，经西安回日本。

1908年4月，西本愿寺组织的第二次“西域探险队”从京都出发。这一次，大谷光瑞只派出了野村荣三郎、橘瑞超两名队员。他们坐船至上海，然后北上，在北京稍作考察并采买物资后，6月中旬，两人一人骑一只毛驴，另购置四辆马车携行李随行，一路向西，经张家口、库伦、乌鲁木齐等地，于10月底到达吐鲁番。在这里滞留了几乎一整个冬天以后，来年1月，橘瑞超重新启程，他穿越凶险的罗布泊，找到了楼兰遗址，并且发现了轰动世界的“李柏文书。”

李柏是前凉王张骏的部下，官“西域长史关内侯”，王国维考证，这件尺牍在永和元年（345）以后，日本的西川宁考证为永和二年。这对当时的书法状况研究，有极为重要的资料价值、历史价值。

第三次探险1911年10月5日，大谷探险队队员吉川小一郎到达敦煌。次年1月26日，另一队员橘瑞超也到达敦煌。他们在敦煌停留到2月7日，两人一同离开，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手里买到一批敦煌写本并相关文物。带走了500多号敦煌遗书。

这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主要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这些文献在二乐庄进行装裱、编号、登记、分类、拍照等整理工作。

部分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为京都国立博物馆）。1912年11月曾在二乐庄举办收集品展览。1915年将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中。

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宗主职位，大谷收集品随之分散，一部分随二乐庄卖给久原房之助，久原将这批收集品赠给了当时的朝鲜总督。这批藏品约有两千件，大部分为残片，今藏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大谷寄存在京都博物馆的部分，现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敦煌吐鲁番部分共计14件。其余大部分收集品在1915年至1916年之间运到旅顺，后寄存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曾编有简目，与探险队员的部分日记一起，发表在《新西域记》中。

这批敦煌写经有639件，是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所获敦煌汉藏文写本。1951年中国政府接收此馆时，已经遗失9件，有一件后入藏日本天理图书馆。1954年，文化部又将620件移交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旅顺博物馆目前保存9件。后又在2009年发现著名的敦煌写经《六祖坛经》。

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发现大谷从大连运回的两个木箱，内有部分经卷，京都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照将这些经卷，移交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其中包括敦煌写本、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绢质佛画、丝织品等资料。其中包括探险队成员橘瑞超个人保存的6件敦煌写本，共计65号。

本次荣宝斋上拍的这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十七，在1912年罗振玉和橘瑞超共同整理的《日本橘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中已有著录。这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当年从敦煌莫高窟王道士的手中“买”出来，带到日本，经大谷光瑞，橘瑞超和日本京都著名藏家递藏后，最后由荣宝斋征集回来的一件拍品。装帧为典型的二乐庄装裱方式，品相完好，已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图为国家图书馆收藏大谷光瑞藏敦煌写经“二乐庄”外部装裱

▲图为北京荣宝18春拍大谷藏经“二乐庄”外部装裱（更多细节可到拍场观看实物）

▲图为国家图书馆收藏大谷光瑞藏敦煌写经内页

▲图为北京荣宝18春拍大谷藏经内页（更多细节可到拍场观看实物）

有序的递藏虽然已经决定了这是一件真正见证过莫高窟开启那段历史的国宝级藏品，但它本身的光辉依然不能被掩盖，作为一件唐中期的藏经，在过去1300年的岁月里，她几经朝代更迭，风云变幻。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经历都如同这次莫高窟的开启一样惊心动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她身上可以打开更多的历史密码，那开启的故事也一定会比这次莫高窟的经历更加丰富。

有学者说，中国人把对世界，对生命的全部认识都容纳到自己的文字中，黑白二色，犹如阴阳二极，穷尽了线条的所有变化，而线条飞动交会时的婉转错让，也容纳了宇宙的云雨变幻、人生的聚散离合。即使在宗教的世界，文字的权威也显露无遗。在洞窟里，佛身里收藏佛经与在石壁上刊刻文字。秘密恰恰在于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密密麻麻的文字，以中文讲述着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也凝聚着写经人的虔诚与生命的历程。

《宣和书谱·卷五》云：有经生杨庭，“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为辈流推许。”又云：“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 又有：吴彩鸾写《唐韵》“然不出一日间，能了十数万字。”称其书法“当于仙品中别有一种风气。”

苏东坡在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中云：“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可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将写经之妙比喻为“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是说写经小字之笔力游刃有余。

8世纪唐代中期敦煌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十七》

水墨纸本手卷

著录：《国学丛刊》第九卷，1912年，日本橘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王国维、罗振玉。

备注：本拍品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705×25 cm. 约15.9平尺

启功先生早在27岁时，就开始收藏唐人写经，他最先收藏过《唐人写经残本四种合装卷》，后经中国书店友人卖出。他在《唐人写经残本四种合装卷跋》中写道：“……晋唐法帖，转折失于勾摹；南北名碑，面目成矜斧凿。临池之士，苟不甘为枣石毡蜡所愚，则舍古人墨迹，无从参究笔诀。其确出唐人之手，好事家不视为难得之货者，惟写经残字耳。”虽然这些写经残本“圆润之中，骨力稍薄”，但可以使临习者“不为枣石毡蜡所愚”，因而有“晴窗之下，日临一本，可蝉蜕而登仙”之乐也。

历史在时间的流逝中前进，文脉在国宝的传承中续接。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之下，敦煌这个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又要聚焦全球的目光，而这件曾经在这里安睡1200多年的国宝，在经历过一场重大的变故之后，也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坚信，这是敦煌的力量，让国宝受到召唤，也让众人受到召唤。收藏博物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