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三次出兵山东,显示其重视华北、满洲地区的强硬态度。前此,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结束后,透过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要求张作霖当局解决中日悬案。1927年10月至11月间,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永吉至五常、延吉至海林、兆南至索伦等五铁路的谈判,相继进行。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复劝奉军退出关外,意在使东三省与中国本部分离。奉方实亦不甘受日本压力,在1928年5月3日“济案”爆发后,旋于9日通电呼吁南北停战,息内争以御外侮,惟日本进迫益急。
而日军既占领济南,复提出各国军队共同防御北京使馆区、天津租界区的计划。18日,日本又向北京、南京政府致送觉书,扬言“战乱如进展到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将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另以口头声明三点,略称:一,张作霖如果不战退出山海关,准其退出,但不准国民革命军追出关外;二,张作霖如果战而败,不准其出关;三,张作霖如果不战而退出关外,日后再图入关扰乱,日本当禁止之。
张作霖
在此情势下,国民党人虽坚持继续北伐的方针,然也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蔡元培、张静江、黄郛等已感到,倘第一、第二集团军继续向京津地区前进,将生外交困难。而日军既占领济南,国民革命军也不可能再使用津浦路运兵,致使第一集团军原定沿津浦路向京津地区进攻的战略失效。蒋介石乃于5月13日正式下令:第一集团军一部分留驻鲁东,监视日军;一部由平阴附近渡河,与第二、第三集团军相呼应,进取德州。第二集团军以主力部队沿京汉路东方地区北上,攻略河间、保定,乘胜直捣京、津;第三集团军则与第二集团军相联系,主力由京汉线西北地区活动,威胁敌之侧背,会取北京。
黄郛
基于前揭的战略调整,蒋介石自领的第一集团军,除陈调元部(进至唐官屯)、方鼎英部(进至沧州)、方振武部(进至静海)等外,绝大多数部队并未参与会师京津的作战,兵锋止于山东德州、兖州一带。
二次北伐
这意味着,蒋已放弃亲自进军北京、天津的可能性,从而推迟了个人对华北的控制。前揭事态发展,对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格局,影响极为深远。
(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4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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