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三次出兵山东，显示其重视华北、满洲地区的强硬态度。前此，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结束后，透过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要求张作霖当局解决中日悬案。1927年10月至11月间，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永吉至五常、延吉至海林、兆南至索伦等五铁路的谈判，相继进行。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复劝奉军退出关外，意在使东三省与中国本部分离。奉方实亦不甘受日本压力，在1928年5月3日“济案”爆发后，旋于9日通电呼吁南北停战，息内争以御外侮，惟日本进迫益急。

而日军既占领济南，复提出各国军队共同防御北京使馆区、天津租界区的计划。18日，日本又向北京、南京政府致送觉书，扬言“战乱如进展到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将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另以口头声明三点，略称：一，张作霖如果不战退出山海关，准其退出，但不准国民革命军追出关外；二，张作霖如果战而败，不准其出关；三，张作霖如果不战而退出关外，日后再图入关扰乱，日本当禁止之。

张作霖

在此情势下，国民党人虽坚持继续北伐的方针，然也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蔡元培、张静江、黄郛等已感到，倘第一、第二集团军继续向京津地区前进，将生外交困难。而日军既占领济南，国民革命军也不可能再使用津浦路运兵，致使第一集团军原定沿津浦路向京津地区进攻的战略失效。蒋介石乃于5月13日正式下令：第一集团军一部分留驻鲁东，监视日军；一部由平阴附近渡河，与第二、第三集团军相呼应，进取德州。第二集团军以主力部队沿京汉路东方地区北上，攻略河间、保定，乘胜直捣京、津；第三集团军则与第二集团军相联系，主力由京汉线西北地区活动，威胁敌之侧背，会取北京。

黄郛

基于前揭的战略调整，蒋介石自领的第一集团军，除陈调元部（进至唐官屯）、方鼎英部（进至沧州）、方振武部（进至静海）等外，绝大多数部队并未参与会师京津的作战，兵锋止于山东德州、兖州一带。

二次北伐

这意味着，蒋已放弃亲自进军北京、天津的可能性，从而推迟了个人对华北的控制。前揭事态发展，对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格局，影响极为深远。

（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