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6年即秦惠文王更元十年，秦将司马错伐蜀，此举奠定了秦国一统六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在昭襄王时期留下了著名的都江堰，造福后代直至现世。今天就简单谈一谈，司马错伐蜀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影响。

秦惠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嬴驷仿山东六国做法，亦自称为王，改元为更元元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攻秦，惠文王派宗室名将、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

虽暂时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但西方的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伯。

此时秦军在东线风头正盛，自孝公发布求贤令使商鞅入秦变法以来，军事上秦国一扫颓势，商鞅收复河西失地，惠文王用公孙衍连续攻魏，尽取河西全境，并在河东建立东进根基；

政治上由于商鞅变法的彻底性以及秦国礼乐文化的浅薄影响，以军功爵制代替了世卿世禄，打击宗族势力，强化王权威势，以耕战之策强国，重农抑商并奖励耕织，使得秦国在七国之中迅速强大，而变法的彻底性以及延绵性更是秦最终胜于其余六国的重要一点。

在此时期，惠文王任用张仪为相，尽倾连横之术定为国家战略。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

张仪

最初，合纵与连横变化无常。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游说于各个国家，合纵既可以对齐，又可以对秦；连横既可以联秦，也可以联楚，这就是所谓“朝秦暮楚”。

后来，因为秦国的势力不断强大起来，成为东方六国的共同威胁，于是合纵成为六国合力抵抗强秦，连横则是六国分别与秦国联盟，以求苟安。

秦国的连横活动，目的是破坏六国间的合纵，以便孤立各国，各个击破。史记误将苏秦张仪合为列传，且构造出二人的师兄弟关系，战国策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经考证后其第一部分十四个章节得出是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可以由此辨别《战国策》有关史料的真伪，并纠正《史记．苏秦列传》的错误。

据考证，苏秦的年代在张仪之后，即燕昭王时期（前335-前279）。而与张仪的连横同时对峙的应为犀首，即公孙衍的合纵。与张仪同时期的纵横家犀首公孙衍曾于公元前318年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后来苏秦和赵的奉阳君李兑也曾于前287年联合五国攻秦，使秦被迫废除帝号，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

在六国联军与义渠部族的东北夹击之下，秦国朝堂之上一场决定惠文王时期国家战略走向的辩论开始了。

自孝公死后，惠文王继位，秦国走向了一个瓶颈期，此时的虎狼之师没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平推关东六国，也不能重新退回函谷关不再东出，因此惠文王任用魏国客卿张仪，推行连横策略，以抵消山东六国在公孙衍合纵下对大秦造成的影响。

张仪之于惠文王，实际上是可以同商鞅之于秦孝公相比的，自秦开国以来，前有秦穆公称霸西戎，后有秦孝公变法收复河西，秦国一直被东方六国视为蛮夷，不屑与之为伍，更别说会盟。

直至惠文王效仿关东六国称王，持续对魏用兵，参与到中原地区的争夺中，就应当明白惠文王伺机东出的意图，而国相张仪的连横之策是在此情况下的战略执行。

司马错此时只是大秦的一名将领，但是根据《史记》、《战国策》等史料记载来看，其军事水平，秦楚黔中之战在楚境内通过大迂回一举夺得楚国南部大面积土地，为鄢郢之战做好铺垫，是可以与王齕相当的；其战略水平与政治水平，又可以从论伐蜀之中堪比大纵横家的论辩中知晓其才能。如果张仪是高论卓见的纵横大家，那么司马错绝对可以称之为行伍出身的文武全才。

司马错

张仪提出应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韩之新城、宜阳，进而窥伺东西二周以求问鼎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原因有二：一、“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从，此王业也。”二、巴蜀人烟稀少且蛮夷之地，“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司马错提出应当伐蜀。原因有三：

一、巴蜀乃西僻小国，国内政局又不稳，中原各国轻视这里，秦国打下他，就如同豺狼捕猎羊群一样简单；

二、巴蜀地域广阔，可以扩大秦的国土，巴蜀物资丰饶，坐拥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可以为东出提供丰富的物资；

三、亲善楚魏有不确定性，韩国又是二周的屏障，如果要强攻新城和宜阳，韩和周唇亡齿寒必定同仇敌忾，一旦得到齐赵的支持，秦国将再此面临六国联军的攻伐，而又没有绝对胜利的军力，师出无名风险太大。

张仪师从鬼谷纵横，凭借对天下各国的利益把控和滔滔雄辩实施纵横之术以为秦谋强，更多的是关于人心的预测，一旦超出能掌控的范围，就容易把自己和国家推向危地。出兵韩周，不仅容易加深关东六国的仇视，还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秦虎狼之师可敌魏之武卒，可敌一国之兵却难挡六国合纵猛攻。一旦失败，秦的东出之策便要暂时搁置，等待退守函谷关甚至割地求和。张仪此策的核心，应当是符合当时秦国的东出战略，进一步向中原争霸，以求统一六国回复霸业。但是此策更像是一场豪赌，在秦国国力未达到可以平推六国之时，风险太大。

司马错作为秦国从行伍出身的将领，实践经验丰富，从实际出发，有理有据的向惠文王陈述了攻韩之弊和伐蜀之利。此时秦面对着北部义渠的进犯，东面韩魏联军的进攻，如果采取舍易求难的攻韩之策，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

根据后世史料来看，许多在关中起家的政权都是以进取巴蜀为第一步，取得天下层面上的高处地理优势后，进而东出。

诸葛亮在提出隆中对三分天下的战略之时，就明确指出占荆州，取西川，“若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虽然在蜀汉政权失去荆州之时便能够预见其覆灭，但如果刘备占据荆益二州，联合孙权对魏形成掎角之势，进可攻退可守，历史或许真的能够被改写。

又如后世唐代对蜀中地区下大力气治理开发，使得安史之乱时能够作为后方大本营东出收复长安实现名义上的统一。都足以证明巴蜀地区对政权一统天下的重要性。相比于张仪的风险，惠文王最终还是选择了更为稳健的伐蜀之策。

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七盘岭进四川，经朝天驿往剑门关)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

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秦王贬蜀王子弟为侯，以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封巴王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北)。巴蜀遂定，秦益富强。

控制川蜀，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保证粮食供应，对秦军统一进行全年的支持。

在昭襄王时期川蜀地区又发挥了重大作用，那就是秦军入蜀后从长江上游直接威胁到楚国国都郢（湖北荆州），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在秦军出函谷关东进时让楚国不敢轻易出兵。在鄢郢之战中，白起利用地形上的优势，顺汉江而下，开堤灌水直取郢都，使楚丧失大量国土，迁都陈郢，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