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名臣我们都会知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在当时也就是光绪年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谏官那就是陇上铁汉安维峻，国人皆知。

安维峻之所以名闻国内最主要的就是写了一篇震动天下的《请诛李鸿章疏》。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李鸿章权倾朝野，就连整个朝廷和慈禧太后都得要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力量。那时淮军已经取代了湘军，无论武器装备都成为了国内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可偏偏这支最精良的军队在以朝廷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一味的避战求和下，甲午海战最终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因此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此时虽然国人痛恨，但是慑于权势，在朝堂上却没有人敢指责他。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那天，当他听说李鸿章勾结李莲英，怂恿慈禧太后明谕光绪帝与日本议和的消息后，义愤填膺，连夜草奏《请诛李鸿章疏》，力阻和议。

奏为强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故意勒背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喷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直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抠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渝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酋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了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不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使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尅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伏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复知有皇太后，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祖宗鉴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锁，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安维峻的这篇奏章，满纸义愤、铁骨铮诤，一举得罪了当时晚清最有权势的三个人：慈禧、李鸿章、李莲英，满朝皆惊。慈禧阅后大怒，当即表示一定要交给弄死他，交刑部严惩。恭亲王奕䜣力保安维峻说道：“本朝百年，从未杀谏臣”的旧制，光绪更是曲意维护，当日果断地以皇帝身份颁发了一道圣旨：『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词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部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诚心，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言，毫无忌惮 ! 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阶端。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儆戒，钦此。』给了一个“措辞失当”这样轻飘飘的借口，革职戍军，这才免了安维峻的杀身之祸。

离京之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 特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京城著名大侠大刀王五前来为他保镖，护卫他的人身安全，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安维峻一介小官，不畏权贵，热血为国，被鲁迅先生盛赞为“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