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近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慕名而来的人们，参观了中国美术史上记载的那些难得一见的宝贵文物，于精神上“满载而归”。张伯驹耗尽毕生精力、散尽所有财富投入到艺术收藏上，最终又主动捐献给国家，他的事迹为收藏界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除了张伯驹，民国时期还有许多收藏家，如吴湖帆、庞元济、王世襄、王季迁等，他们在艺术鉴赏上独具只眼，让散落民间的文物得以保护;他们在理论研究上著书立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文献;他们收藏的作品填补了美术史的空白，保证了中华民族艺术脉络的完整。不管是精神的、行为的，还是对美术史的影响上都很难超越。总之，他们的收藏高度应该让后人深思。

本期“艺话”邀请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馆长楼开肇，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3位先生，以张伯驹纪念大展为切入点，探讨收藏家本人的信念与精神、捐献行为及捐献作品的保护与研究以及收藏家在美术史中的贡献与地位。

《艺术市场》：如果收藏家也分段位的话，“大收藏家”肯定有别于一般的收藏家。“大收藏家”的定义不能仅从“数量多”“藏品精”的角度来衡量，因为收藏家的意义不应限于对藏品的收集、储存和保护，而大收藏家之所以被推崇为收藏界的榜样和楷模，是在于他们以个人的能力坚守了在特殊时期国家和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传递了收藏家的文化精神。在你看来，如何理解“大收藏家”的定义?

徐湖平：要想成为大收藏家，必须先成为一名收藏家;而想成为一名收藏家，要先成为一名收藏爱好者。这是一个成长的概念，既是藏者自身的成长，更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概念。中国人自古热爱收藏，分析名垂青史的大藏家，虽然人生经历和收藏品类千姿百态，但很多必要条件是共同的。时代特别远的大藏家，仅仅看历史记载的只言片语，不立体，先不说，就说近现代的几位大收藏家。

唐 杜牧《张好好诗》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伯驹旧藏

如孙瀛洲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和收藏家，他于1923年开办著名的“孰华斋”古玩店，多年苦心经营后收集了一大批瓷器珍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将多年收藏、积累的3000余件文物慷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藏。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其中有25件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他撰写的文物鉴定文章，至今仍被文物鉴定界奉为圭臬，被誉为瓷器鉴定的“成化王”。

再如“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他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他收藏的中国古代稀世书画珍品，每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夫人潘素一起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兑现了自己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

张伯驹 潘素

除了上述两位外，现代还有很多大收藏家，如林伯渠、邓拓、启功等诸多前辈，他们既是艺术修养高超的艺术家，同时又是真正的收藏家，他们以德养藏，潜心研究，为中国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藏品数量和质量奠定了作为收藏家的坚实基础，而藏品的珍稀贵重程度和对藏品的研究、梳理决定了是否进一步成为藏家，最终是收藏者的品德与操守决定了收藏的深度和高度。同样的一件艺术品，在古代收藏家的手上和当代投机倒把者的手上会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我看来，收藏家要真正在“家”字上做文章，只有“以德养藏”，才能真正把握收藏的精髓，而大收藏家是要担负保护珍贵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传承文化的责任的。

楼开肇：关于这个概念，若干年前我就在思考，提出了“张伯驹式收藏”的理念，旨在讨论张伯驹与其他收藏家的区别。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艺术收藏范式为家传式收藏，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藏品属于家族财产，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对藏品起到保护和传承的作用，但经过几代的变迁，一旦家族没落，藏品就会再次散落到其他各处，甚至遭到破坏;二是家传式收藏主要表现为文人式收藏，藏品往往是在少数文人之间流通，只能极少数人有机会欣赏到。而张伯驹将毕生收藏捐献给了国家，这一举动说明他在收藏上已经冲破了传统的收藏模式。

如今有很多人在收藏作品时最先考虑的是作品是否保值和增值，而不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思考收藏的意义。我在定义“张伯驹式收藏”时，首先考虑的是，他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国宝级艺术品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古代文人的收藏与张伯驹的收藏情怀完全不同，他们不会把作品捐献给国家，即便是作为贡品上呈皇室，也是出于皇室的威慑或利害的驱使，不得已而为之，与张伯驹奋不顾身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以及捐献给国家级博物馆的民族大义不能相提并论。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收藏已经成为一个泛泛的词汇，很多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家在涉足艺术品收藏领域，他们将艺术品收藏视为财富的象征，其中有些人做起了古董生意，而且不惜将珍宝级的藏品售卖到国外，造成了后果严重的文物外流和研究断层。也正是当下对收藏家的定义模糊，让很多人冠以收藏家的名号，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收藏的本质与涵义。更有诸多传媒企业将原本严肃的收藏话题包装成娱乐节目，向公众传达了错误或畸形的理念导向，致使收藏界乱象不休。

王季迁

朱万章：“大收藏家”应具备文化担当，传承文脉。尤其是动乱时期，文化遗产通过他们得以保护，并传之后世。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保护神与传承人。只是以个人兴趣或投资为目的的行为是谈不上大收藏家的，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艺术品的曾经拥有者。

《艺术市场》：张伯驹曾立志“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如何理解他希望自己的收藏品“永存吾土”?

徐湖平：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宏愿，是一种收藏精神。是有前提的，就是说自己收藏的东西，不一定一辈子陪伴我，但要永生陪伴制造它的文化土壤和人民。这句话是很科学的，可以说是收藏的一条定律。用大白话说，就是一件珍贵的藏品只有在它的诞生地，才会有根、发芽、开花结果——弘扬文化;否则，它只会是一件普通的艺术品，它的价值会因为别人不懂、不了解而被埋没。这在国际文博界已是公认的。今天，大家都在讲文化传承和自信。文化不等于文字，文字总归是片面而苍白的，只有会说话的文物艺术品，通过收藏和传承，才能真正打动后来者，与之形成情感、思想的沟通，使之拥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没有藏品的支撑，文字表达再厉害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在吹牛。

楼开肇：此次展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还愿”，张伯驹把作品捐献给国家就是想让大众看到中国璀璨的艺术史。尽管现在对于“永存吾土”的理解，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不管作品收藏于何处，只要能得到传承和保护，就应该得到认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敦煌藏经洞中的经卷文书、绘画及各类文物，遭到西方探险家的疯狂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如今，国内的研究学者想要对这些文物进行梳理和研究，都要得到各大博物馆的许可并遵循其规章制度才能进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学术研究的进展缓慢。因此，凡是中华民族的文物就应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种价值观是要持肯定态度的。

朱万章：张伯驹的收藏观早已超越其个人的得失荣辱。“永存吾土”的理念对国家、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功德无量的事，又何必在乎这些作品是否是自己的收藏呢?

王世襄

徐湖平：博物馆对藏品的研究肯定是基于馆藏来延伸拓展的，要获得一定的学术成果，简单的藏品赏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近两年的博物馆界开始大联合，将某一类或某一主题的藏品集中起来展览、研究，形成课题和系列，这种趋势是很好的，也取得了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双丰收。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研究太学术，并不适合老百姓去了解藏品，获得文化滋养和审美培育。希望以后的馆藏研究能生活化、艺术化，服务于大众。

楼开肇：真正专精的艺术品收藏对藏家的要求非常高，不仅熟悉艺术史的发展脉络，而且要在艺术研究领域具有颇高的理论造诣。张伯驹之所以被大家认可，不仅在于他慧眼识珠的文物抢救、慷慨捐献的豪情壮举，更在于他知识渊博的个人涵养，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张伯驹的《丛碧书画录》是中国近现代一部著名的书画目录著作，收录了张伯驹曾经收藏过的118件书画珍品，全书分为正编与补遗，正编部分包括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卷、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卷、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等国宝级文物，“补遗”从隋人写经到清末吴昌硕自书诗梅长轴，收录书画较之“正编”有所逊色，但仍多稀见之珍，如明代首辅杨延和书札、文徴明双钩兰花卷、八大山人荷花轴等。足见张伯驹书画鉴赏水准和理论梳理功力。

西晋 陆机《平复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伯驹捐赠

但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大部分藏家也做不到深入的研究。所以将作品捐献给国家保管，更利于各大博物馆的研究员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他们会对收藏体系中的作品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很可能会在学术上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张伯驹收藏的作品，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之前就有很多专家密切关注，并对藏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考证，在“纪念张伯驹诞辰115周年——首届张伯驹论坛”举办期间，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的研究员都撰写了相关作品的研究性论文，并成立专门的课题研究小组，对捐献的精品进行深层研究。

近几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挖掘，许多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陆续面向公众展出。如故宫博物院每年都会推出一系列的主题性展览，其中许多展览中就有张伯驹捐献的作品。2017年故宫年度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虽然对外宣传的重点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但展览时展厅中的首幅作品是张伯驹捐献的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所以说，只有将藏品放到国家级博物馆的收藏体系里，才能得到永续发展。也只有这样，藏品才能公诸于世，起到为公众服务的作用。

隋 展子虔《游春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伯驹捐赠

在纪念张伯驹的日子里，能够在国家级的展示平台中让大家欣赏到他收藏的顶级书画作品，一饱眼福，能够促使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重视起对捐献作品的整理与研究，作为张伯驹的后人，倍感欣慰。在与博物馆的沟通中了解到，如果捐献者的后人可以出面来推动进行，那么博物馆就会支持这种传递正能量的事情。

朱万章：对藏品研究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通过对藏品的研究、展示和宣传，来服务社会，是对藏品捐献者的最好回馈。各个馆对藏品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说，藏品研究在数十年的文博建设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书画、陶瓷，还是青铜器、玉器、钱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有些藏品研究，是以论著、论文的形式问世，有的则是以展览的形式呈现出来，各个博物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各有千秋。

《艺术市场》：从诸位大收藏家慷慨捐献的事迹来看，他们最看重的是藏品的归宿。收藏家的理想和收藏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徐湖平：保护藏品是收藏的初衷，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文化，传承自己祖先的优秀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使藏品“永存吾土”，如果藏品到了别人那里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和研究，让其蕴含的文化发扬光大，未尝不可。所以，收藏家的最终理想和收藏的最终目标，这里应该不是涵义，是殊途同归的。收藏层次的不一样，每个人的概念也不一样。但若要说最高尚的理想和目标，那应该是通过收藏服务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楼开肇：在收藏家的最终理想上，至少张伯驹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张伯驹看到了祖国的新气象，主动把作品捐献给国家，与民共享，不仅为后人提供了更珍贵的研究资料，而且保证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延续性，避免出现无法挽救的文化断层。我曾一度提倡“文化为公”的理念，就是期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可以得到大家的共同享用，让所有人都能够欣赏到较为完整的中华民族文脉和文化艺术史，而不是局限为极少数专家的特殊待遇。

朱万章：不同时代的收藏家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时代抉择。如果上述几位收藏家在当下环境下，我相信他们也会找到恰当的方式来展现其收藏的最终理想和涵义。

《艺术市场》：如果离开这些大收藏家的藏品，艺术史无疑是留有缺憾的。现在对收藏家的研究是否仍有欠缺?艺术史的撰写和研究中是否应该加大对藏家贡献的关注?又应如何理解收藏对构建艺术史的意义?

徐湖平：对收藏家的研究，可能会是一门有趣的学问，也有欠缺。尤其是对大收藏家的研究，往往只关注了他的藏品而忽略了他的精神、收藏态度。艺术史的研究肯定侧重艺术的发展，对藏家贡献的关注，如同刚才所说，是另外一门学问。但收藏对构建艺术史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没有收藏，无从谈起艺术史的发展，因为你都不知道有什么艺术存在。如今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收藏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或者构建艺术史，而不只是部分专家、学者眼中时尚、怪异、另类的收藏所构建的艺术史。我始终坚信，人类艺术史的发展永远是以真善美为主流和基调的，所以收藏也应该是追求这一点，其他的风格可以有，也可以风光一时，但只会是历史的点缀。

元 佚名 仿赵孟頫《九歌图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王季迁捐赠

楼开肇：大多数收藏家的作品体系从宋元时期开始，再早的作品极为少数，以致大家都比较陌生。而张伯驹捐献的作品无疑填补了艺术史断代的空白，尽管他的收藏在数量上不大，但捐献的每一件作品都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是讲述美术史时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品。很多藏家的作品捐献给博物馆，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但在中国美术史的分量与张伯驹的藏品是不可比拟的。

有时提到一些艺术家，大家耳熟能详，而提到张伯驹，却鲜有人了解，关键是，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大多与张伯驹相识，并且很尊重他。十几年来，我一直坚持讲述和传播张伯驹的事迹，就是想唤起大家的记忆，永远记住和了解张伯驹的贡献。曾有人说，张伯驹捐献的每一件作品都价值连城，让我去要回一件。我告诉他，如果那样做就大错特错了，无疑是对前人品格的巨大侮辱，愧对先人。张伯驹树立的文化精神丰碑，我要不断去发扬光大，万不可让丰碑沾染污迹。我现在做的一系列事情，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张伯驹的思想和行为，让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让我更加有信心来推动这一系列活动，希望能给以后的收藏家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收藏导向。

现在业界对张伯驹的研究仅是刚刚开始，这是我目前工作的最大难点。一方面是他收藏的作品本身很深奥，一些学者在书画鉴赏能力上仍有欠缺，另一方面是尚存的研究资料甚少，而且文物的管理上具有一定的规章制度限制了学者的脚步。关于张伯驹本人的研究多是苦于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料，早年流散于民间的部分文书信札，现在有很多人在收集。关于张伯驹的宣传很少，近年来大家才开始关注，做研究的人逐渐也多起来了。

朱万章：的确，现在对收藏家的研究和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正是因为有无数收藏家的递藏，才使得艺术品传承有序，得以保存至今。在艺术史的研究中，对收藏家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在构建和完善艺术史方面，是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正是因为有收藏家们的保护与传承，才使艺术史研究成为可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收藏家的介入，我们艺术史是否还是如今天所见一样丰富多彩。

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馆展示的部分王世襄旧藏(庄氏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