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而且，古代那些文人骚客创作的山水画册、诗词歌赋、散文游记，也无不印证了古代旅游活动的存在。

但千年以来，旅游确实是个奢侈品，因为有资格“旅游”者，首先需要一定的财力；其次，还得有大块清闲时间；再次，还需要有点文化知识。一个大文盲，不说出门不方便，即使遇见有点历史的景点，既看不懂，也不会吟诗作赋啊。

由是观之，符合上述条件的古人可谓少之又少，能参加旅游活动的大多是“非贵即富”。

那么在古代，究竟是哪些人能享受旅游这种高级娱乐呢？

3000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曾经产生了夏禹王、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等帝王旅行家，也曾产生过郦道元、徐霞客、顾炎武、顾祖禹等专职旅行家；张骞、班超等军事旅行家；李白、苏轼、袁宏道、魏源等文人旅行家；法显、玄奘、邱处机等宗教旅行家。

上述名单，要么是王侯将相、要么是权贵名流，随便一个就是“高级人”，说古代旅游，是高级人的高级娱乐，是相对客观的。

那么，这些高级人是咋旅游的呢？

路、车、旅馆，是旅游必须的“三大件”。

关于路，道路的修建，西周时，已有水路和陆路，道路平坦，而且植有行道树，建立维修制度。特别是秦始皇修“驰道”和“直道”，统一全国车轨等措施，为后来旅游者提供了交通便利。

旅游必须有车辆，7000年前，母系氏族公社就已发明了船桨。夏商时期，就有了车，当时车的种类很多，有搞运货的牛车、乘坐的马车、作战的戎车、狩猎的田车，孙子还喜欢“乘殷之辂”。

关于酒店住宿，西周和春秋战国时，在大路上每隔一定距离置邮、传舍与馆舍，以供游客住宿之用，特别是给帝王、学者、商人出游提供方便。

古代最为常见的是皇帝旅游。

《左传》云：“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由此可见，西周的周穆王（公元前1001～952年）是我国最早有记载的帝王旅行家，也是痴迷旅游的君主，他走遍了西北、华北等许多地区，甚至造成“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的严重后果。

那么这个帝王旅行家在旅游时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先秦古书《汲冢书》的《穆天子传》，描绘了他驾八骏出游西域的路线和故事。传说他在天山的瑶池（今天池）和西王母见面宴乐。有人认为他到过波斯（今伊朗）。总之，周穆王是个极爱旅游的人。

秦始皇曾率文武百官五次出巡，周游全国，南至洞庭，北到碣石，东到芝罘、蓬莱，最后在第五次巡游中死去。汉武帝也曾游历碣石、泰山等全国名山大川。三下扬州的隋炀帝、微服私访的康熙、六下江南的乾隆等，都是旅游皇帝中的代表人物。

除了皇帝旅游，还有外交旅游。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国间出现频繁的外交游说活动。当时的“士”，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到列国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见解，期望得以重用。

例如周游列国的孙子，在外辗转14年，率领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孟子，“连横”、“合纵”游说诸侯的苏秦、张仪、公孙衍等，以及比如出使西域的张骞，七下西洋的郑和，东汉末期的康泰和朱应从海路出使南洋诸国，并撰《扶南传》。特别是张骞和郑和的外交旅游，为加强国家贸易往来，促进东西方国家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商务旅行也是古代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就特别活跃。他们以经商为目的，负货贩运，周游天下。古代历史的富豪，大多经营“实物买卖”的生意，顺便也成了旅行家。

官员“公务旅游”时古代旅游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古代官员都能经常能借检查工作、考核官吏、交流轮岗、外放赴任之机，借用政府旅馆、车马资源，来一场“公费旅游”。

西汉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从青年时期起就开始漫游大江南北。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禹葬会稽山），窥九嶷（舜南巡死处），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

司马迁作郎中官后，又因公事，到西南、洛阳、辽西等地旅游，足迹遍于当时西汉版图疆域。他“纵观山川形势，考察风光，访问古迹，采集传说”，撰成名垂后世的不朽巨著《史记》。其中《货殖列传篇》含有丰富的旅游地理内容。

官员旅游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旅馆业十分发达。唐代诗人杜牧在《旅宿》中写的：“旅馆无良伴，凝情悄自然”；王维著的《渭城曲》写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清清柳色新”，就是对当是旅馆业发达的描写。

不仅酒店业发达，而且还出现了地方官吏兴办的旅游业，以增加GDP和财政收入。

如宋仁宗皇佑二年（1051年），杭州太守（市长）范仲淹利用当地旅游资源，修缮了诸多庙宇作为旅游景点，并在太湖举办划船比赛活动，号召各方官民出游，杭州财政因此收入了一大笔钱，范市长用这笔钱救济灾民、保障民生。

杭州现在之所以能成为著名旅游城市，恐怕和当时范市长的努力分不开。不仅如此，范市长本人也成了杭州的重要旅游资源。

古代还有一些仕途失意的官员，干脆辞官不做，踏上了以消遣排忧为目的的旅游。如魏、晋间的稽康、阮籍等7人，悠游于竹林之中，写出了大量山水诗；东晋、南朝间的陶渊明，南朝的谢灵运等，都是寄情于山水的著名诗人。到了唐、宋时代，这种漫游旅行就更为兴盛。如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欧阳修、陆游等，都是漫游型的著名诗人。

李白从20岁起，就“辞亲远游”，行吟南北；各地的山水名胜无不亲临登眺，开拓了诗人的思想和创作源泉，许多千古绝唱都是在漫游中写成的。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名篇游记，也都是在漫游中触景生情写成的。

这些名作，或抒情、或状景、或托物、或言志、或哀民、或气愤，象万里长河中绚丽多姿的浪花，气象万千的波涛，撼心动魄，沁人心脾，在反复咏哦之中，如同神游中华山河。

还有一种不得不提的宗教旅游，西汉末年，佛教初传中国，至南北朝和隋唐，它已进入鼎盛时期。

北魏时，洛阳已有大小寺庙1367所。还开辟了石窟寺多处。这一时期著名的僧人云游家有法显、玄奘、义净和鉴真等。

古代还有科学考察旅游。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为编写《本草纲目》，他深入各地采访调查，搜集标本，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写成了皇皇巨著，泽被后人。

严格意义的旅行家有明代徐霞客，他从二十二岁起，先后在外考察30多年，遍游全国名山大川。北到天津蓟县盘山、山西五台山、恒山，南到广东罗浮山，东到海滨，西到云南大理鸡足山、腾冲。所到之地，“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里程”，以难以想象的毅力，考察了16个省区的山水，几次绝粮，险遭丧生。晚上在灯下坚持写作旅游日记。他纠正了过去对长江源头的错误说法，尤其是对岩溶地貌的考察研究，至今仍有很大的科学价值。他写的《徐霞客游记》共20卷，被誉为古今游记第一杰作，后人称其为“奇人、奇事、奇书”，“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此外，顾炎武的旅行考察也很著名。他是明清间的学者，在学术考察中遍游了华北，十谒明陵，又周游西北达20年，有胜地必访，有名士必交。写成了《天下君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地理著作。

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国际旅游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中世纪以政治和文化交流为目的出国考察团和商业旅行也多了起来。

例如唐朝，著名旅行家杜环，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等，都旅游过周边很多国家。当时，到长安的外国来华使者，商人、学者、僧侣也络绎不绝。盛唐时，共有19个日本使团来华学习，阿拉伯商人来中国经商的人更多。

古代国际旅游主要是以政治交往（如互派使者）、宗教求法和经商贸易等形式为主。游程比较艰险，历时比较长。游历的成果多以“游记”、“见闻”等题材出现。

百姓旅游，有着自己特定的旅游方式及风俗。古语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再加上受古代意识里的旅行遇怪、遇险等观念的影响，因此近游方式相对较多。

平民百姓的观光旅游，我国保存最早的诗歌经典《诗经》，曾颂扬了殷商西周时代的民间出游活动。其中说：“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寝，如有隐忧。唯我无涵，以教我游。”可见，远在先秦时期，民间已出现观光活动，2000多年来，百姓旅游的主要内容大多节会庆游：在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和节会喜庆中，春节庙会、元宵灯市、清明踏青、端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是较为流行的游览方式。

民间旅游多为短距离，加上经济条件和制度上的限制，旅游对古代普通老百姓，一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而已。

古代旅游多属少数人的个人活动，游者对象主要集中在帝王、贵族、官僚、地主等人及其附庸士大夫阶层。平民百姓仅在佳庆节日到近地出游，如踏青、赶庙会等，很难到远方旅游。有人做过统计，帝王巡游16%，官员执行任务34%，文人漫游15%，节会庆游20%，佛教巡礼旅行5%，外交文化旅行5%，科学考察旅行5%， 总计 100%，大概能描绘出古代旅游的大致情形。

古代旅游还有一种规律，当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时，旅游活动就特别活跃，反之，便一蹶不振。而且，当时的旅游业基本上停留在旅行的阶段，支撑履行的服务业主要有官方驿站、庙宇，以为旅行者提供住宿餐饮，唐宋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一些私立住宿、旅馆业和观光业相继出现，为官员百姓游山玩水提供了便利条件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