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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的王安石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虽改革失败，但革命导师列宁曾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把“ 新故相除”看作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力主改革。他的散文以雄健刚劲著称，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今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及《老子注》。这样的历史名人，你知道他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吗？

一、生活随便的王安石。

他生活随便，只爱读书，不拘小节，也是一个臭男人。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另外，宋人喜欢饮酒。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要放在今天，估计会被大家嫌弃死的，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憾事。还有一件可以当做趣闻轶事来看的事情，据说有一天，一只虱子从王安石的衣领里跳出来，沿着他的胡须往上爬。皇上看见了，不好意思告诉他，只能偷着乐；而王安石还蒙在鼓里。退朝时，同事赶紧告诉他，说这一只虱子啊，高贵至极，不可轻去，它“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而他只是哈哈一笑，并不在意，彷佛真得了扪虱而谈的魏晋风度。

王安石对吃也很随便。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他的夫人聊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那盘菜，同样吃得干干净净。饭后大家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可见，王安石对吃是多么不上心。

还有一次，儿媳妇家的亲戚到京城来，王安石约他吃饭。他原先以为宰相要盛宴款待他，结果到了中午还不开饭，饿得肚皮咕咕叫。好不容易开席了，结果没什么菜。先上了两只胡饼，又端来几碟猪肉，就开饭了，旁边只有一碗菜羹。亲戚很不高兴，就不动筷，只吃胡饼的中心，把四边的皮剩在桌上。王安石也不说什么，就自己拿来吃了。那个亲戚见了，又是尴尬又是惭愧。真是没想到啊，身居高位的宰相，对人对己竟这么“抠门”！

不仅是吃饭，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没反应，穿上就走。人家问他穿的是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

二、严于律己的王安石。词在宋代属于流行歌曲，很为士大夫所喜爱，那些所谓的有情调的高官，依红偎翠，与歌姬们眉来眼去，写诗唱和被认为是很风雅的事。但王安石却不大作词，可能是认为词多少是靡靡之音，不适合抒发自己的宏图大志,所以他词在宋代属于流行歌曲，很为士大夫所喜爱，那些所谓的有情调的高官，依红偎翠，与歌姬们眉来眼去，写诗唱和被认为是很风雅的事。但王安石却不大作词，可能是认为词多少是靡靡之音，不适合抒发自己的宏图大志,所以他更多的是用诗和散文来抒发情怀。

创作上如此，生活上更是如此。在宋代，相府之家怎么可能没有三妻四妾，但王安石家就没有。后来他的夫人觉得相府门第没有小妾太寒碜了，（大概也怕别人说她善妒）就买了一个妾给王安石，可王安石死活不要，还问这个妾的具体情况。结果那女子说自己原先是军中大将之妇，由于丈夫运官粮翻了船，按规定须赔偿，而抄没全部家产还不够，只好将她卖掉抵债。王安石很是同情，就让她回去，夫妻团聚，还把夫人买妾的九十万钱也尽赏给她。你看，这样的模范丈夫，这样富有同情心的高官，就是如今，又有几个呢？但是，王安石并非不解风情。有一次午睡醒来，他告诉朋友，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当年的初恋情人，他还写了一首词送给她，前面的忘了，还记得后半阕：“隔岸桃花红未半，枝头已有蜂儿乱。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亭亭伫立春宵短。”王安石也就是这样柏拉图一下，点到为止，在那个押妓取乐为荣的宋朝，真是难得啊！ 三、胸怀旷达的王安石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中期负有盛名的文学大家，后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王安石变法的特殊背景下，二人的关系亦敌亦友。二人初识于王安石变法前七年，那时，年已40岁的王安石回京都任职刚两年，小他16岁的苏轼中进士第，按例由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为他起草任命制词，“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如此高的评价，说明一开始王安石对苏轼的才华便有所赏识，而王安石此时已名满天下，苏轼对王安石自然是钦慕已久。两人自此结识，有了交往。

后来二人因为变法政见不同，王安石坚持变法，苏轼则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进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论朝政得失，强调用人而忽视变更法制。才华横溢却耿直率真的苏轼，一入仕便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咋想咋说。让王安石很是恼火，但对苏轼大胆直谏的精神从内心里倒有几分欣赏。后来，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抓入狱，如何处置苏轼，皇帝仍在犹豫中，坊间却传言苏轼不日将判斩。已遭罢相身处金陵的王安石，听闻苏轼的凶险情况，不问政事已久的他立即铺纸提笔，写下退隐三年来的第一份奏表，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王安石是神宗器重之人，说话自然有分量。另外，王安石公而忘私的人格力量也为神宗所信服：三年前，其弟王安国遭人诬陷而放归江宁，尚在丞相任上的王安石不曾为其上表求情；两年前，其子王被人诽谤以“弄权混蒙”之名获罪，王安石也不曾为其上表求情。而当下，面对讥讽自己亲自主持的新法的苏轼，王安石在奏表中却竭力为之辩解，而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更是彻底打动了皇帝。神宗才下定决心不杀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王安石之胸怀气度的确让人敬佩。关键时刻，他抛去私念，不计前嫌，挺身而出，冒险求情，救苏轼于水火，为国家保留人才。此乃壮举！显示了一个正直士大夫的侠肝义胆，一个真君子的气节与境界。王安石对苏轼可谓有救命之恩，也为中国文学做了贡献。试想，如果苏轼被杀，哪里会有之后黄州五年间其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巅峰之作的问世呢？ 如此相救，令苏轼感激涕零，他将此等恩情深铭于心。在黄州度过艰辛的五年后，苏轼平调为汝州团练副使。本来，从黄州赴汝州的近便路线应是西北向行，但苏轼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再拐进运河，转道淮河、汴水，再去汝州。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原来就是为了绕到金陵，专程去看望王安石。此时，在他的心中，早已抛弃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给他的仕途带来坎坷的怨怼，满怀的都是感激之情。那时，已闲居八年的王安石正病卧于半山草堂中。一个月前，听闻苏轼要来看望，他那颗长期孤寂苦闷之心骤然泛活起来，满怀期待。那天，听说苏轼即将到达，他即刻从床上爬起，披了件粗布家居衣服，骑上毛驴，向长江渡口奔去。见面一看，苏轼也衣着平常，没穿戴官袍官帽。苏轼说，我今天是身着野服来见大丞相呀！王安石忙说，礼仪哪里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呢？二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一时间，因变法导致的那些政见隔阂、个人恩怨，都随着爽朗的笑声飘散了。同等光明磊落的性格，同样坚定正直的操守，如今又同处贬谪之境的王安石与苏轼，携手回归到了生活中的人性层面。他们更能理解对方的心境，钦佩各自的人品，相聚数日里，一对互相推重的老友游览山水，把酒临风，论文唱和，又“时诵诗说佛也”。无拘无束，不亦乐乎！呈现出一派文豪大家间才能生发出来的坦荡荡意绵绵的融洽氛围。 这是一次空前的会晤，也是一次绝后的会晤，因为二年后，王安石便病逝了。

怎么样，这样的王安石是不是更接地气一点呢，他有梦想、有追求，也曾为梦想而不懈努力。生活里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有瑕疵，有怪癖，但他豪迈、旷达又可爱。这样的王安石才是那个走下神坛的真人、俗人，同时又是伟人、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