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书评，作者刘学谦，本书责任编辑。

晚清金石文化研究

以潘祖荫为纽带的群体分析

程仲霖 著

2018年5月

《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为程仲霖老师近作，主要探究晚清同光时期以潘祖荫为纽带的金石文化群体的交游活动，并以此揭示同光时期金石学的特点，旁及有清一代金石文化的发展和转变。金石学起于宋，欧阳修、赵明诚发其端，到清季，因朴学兴起、出土文物渐多，金石之学实有助于考证辨伪，故达于极盛。近代以降，由于西方现代科学体系的引入，金石学所包含内容逐渐分化，金石学本身也消隐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献学、古器物鉴定学等学科中，不再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罗振玉将清代金石学分作四类，即目录、文字、图像和考证。本书亦从四部分阐述金石文化群体的交游活动，包括鉴藏、传承、考辨及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揆其异同，则目录与鉴藏，文字、图像与传承，考证与考辨，实为一一对应之关系。至于“对书法艺术影响”一章，因作者为书法行家，以专业眼光视之，自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本书是群体研究，群体必涉人事，人事必存纷扰。潘氏有何本领，能够将赵之谦、王懿荣、吴大澂、张之洞等金石名家聚集在自己周围？名望、地位、眼光自不必说，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潘氏的性格与手段，二是群体诸人对古物的极度热爱。

潘祖荫，清代书法家、藏书家

关于潘祖荫性格，作者在书中也有所提及，如潘氏重贤好士，对识人用人有准确的判断等。此外，潘氏为人为官正直，这是其底色，因此声望极佳。但同时，潘氏处事又极谨慎，并善于笼络人材，为其所用。兹举几则史料以证之。

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谈道，李慈铭好骂人，但并非与所骂之人皆有深仇大恨也，只是其癖好而已，尤见于《越缦堂日记》等著作，骂人处多如牛毛。李有一信致潘祖荫，内含诋毁友朋之语，潘力劝其删去。此可见其谨慎之处。

又见郑逸梅《珍闻与雅玩》一书，说洪文卿状元客死异乡，其爱姬下堂求去，重理卖笑生涯。于是京城人士都将文卿视作死龟（“龟”为当时贬词，指夫使姬妾与人通）。潘祖荫听说后，宣称道，“龟为四灵之一，怎么能用丑事来玷污它呢？”于是在滂喜宅旁边另筑一屋，名之曰龟庵，又做《释龟》一文，称“主人龟也。凡我朋好，皆龟之族类。后勿以龟字见讳，而负龟庵主人之苦心。”闻者皆大笑。潘氏此举，表面上是为乌龟叫屈，实则为文卿遮丑，亦收笼络人心之效也。

在京师金石文化圈中，潘祖荫与赵之谦的关系最好。潘对赵有知遇之恩，两人又同有金石之好，赵为潘访书刻印自然是尽心尽力。赵给潘的信中，多有袒露心迹之处，臧否人物姑不论，有时甚至极隐秘的事项，也尽呈笔端。如赵说：“谦之愚戆，长者甚忧之矣。然谦则涉历粪壤荆棘中二十余年矣，岂不知自爱？若在他处，久已绝口不谈，而长者之前则不敢不言，正以报垂爱之切，幸勿以此言为谦素来任性不识轻重也。此信鉴后，即乞付炉中。”二人关系之密切，赵对潘之笃爱与信任，由此可见一斑。侧面亦可窥见潘氏御人手腕之高超。

赵之谦

此外，书中左宗棠购买并辇送盂鼎给潘祖荫，以报后者极力声援使之免祸的事例，也是潘氏慧眼识人，善结人缘的明证。

尽管潘伯寅作为群体领袖，极具亲和力与号召力，但群体诸人毕竟性情各异，故彼此间时有不满流露，俱无足怪。基于此，维系群体使之不致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群体诸人对崇古、访古、集古和传古的满腔热忱了。作者举陈介祺的例子，说他评论书法，认为楷书取法隶书，隶书取法篆书，大篆胜于小篆，越古越好。殊不知，这个陈介祺尚有更疯狂的举动。周肇祥《琉璃厂杂记》中谈到一则故事，说陈介祺喜好收藏古印章，一天在居所门口看见一樵夫，烟袋上挂了一枚印章，凑上去仔细看过，发现正是日思夜想的宝贝，于是把樵夫请进屋内，声言要买印章，樵夫不肯，说印章有强身健体功效，陈马上提高价钱，似乎志在必得，樵夫死活不愿卖，掉头就跑，陈让仆人追上去，强行把樵夫拉了回来，最后好说歹说，到底以钱五百串换得了印章。（简直是强买强卖啊）印章到手后，马上邀友朋聚会，大肆炫耀。某客怀疑是赝品，陈捋着胡子说，“如果是假的，也只有王西泉能做到，他怎么忍心骗我呢？”而陈口中的王西泉，此时就坐在旁边。这个印章，偏偏就是西泉所做，并与樵夫串通，令陈出丑的。此故事让人捧腹，嗜好古物到了如此痴狂的地步，自然就难辨真伪了。

陈介祺编《十钟山房印举》

在嗜古方面，潘祖荫自己也不遑多让。缪筌孙《云自在龛随笔》引翁常熟跋，说上海大收藏家沈树镛得了《王稚子双阙》这件宝贝，拿出来在潘祖荫面前炫耀。正在谈笑间，潘居然伸手去夺，结果酒杯都碰翻了，碑帖的贴眉也挂了彩。于是翁调侃道，如果是元代人的拓本，距今有三四百年了，伯寅见到，又该作何举动呢？

上述奇闻怪谭，在一般人看来，殊不可解。孩子爱玩具，往往痴狂。如果一个成年人突然表现出孩子气，则足见其挚爱某物之深了。不过，成年人的“玩具”可是价格不菲呢。出身官宦世家，久任朝廷大员的潘祖荫，为了满足嗜古癖好，也不得不耗尽家财，甚至不惜负债典质。更不用说群体中其他成员了。诚如作者所言：“潘祖荫的金石同好中，王懿荣、吴大澂等无不因嗜古而家境窘困。”

王懿荣

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谈道，“若夫宫室、车马、衣服之嗜好，其适用之部分属于生活之欲，而其妆饰之部分则属于势力之欲……常人对书画、古物也亦然……爱书画古玩，非必爱其形式之优美古雅也。以多相炫。以精相炫，以物之稀而难得也相炫。”又说，“以此所论者，乃事实之问题，而非价值之问题故也。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以高尚之嗜好，不然，则必有溃决之一日。”以此观潘氏群体的嗜古集古，则势力之欲固然存在，但潘氏诸人毕竟不能如帝王般垂拱高卧，天下之宝，召之即来，来之即永存。经济和财力上的诸多限制，反而促使群体诸人养成精鉴藏、广传承、多考证的风气。而潘祖荫本人，也是明确反对“玩物丧志”的。目录、文字、图画和考证著作的相继问世及出版，无疑是从事实中提炼价值的积极表现。此亦学术兴旺发达之正途也。

如王国维所言，既然事实不可改易，为何还要趋高尚而弃卑劣呢？唯其价值所在罢了。俗语云，“寒不衣，饥不食，唯印、镜、剑之爱不能驰。”当以价值为皈依时，令君寒不衣，饥不食，爱不能驰的，还仅仅是印、镜、剑本身吗？

最后，作者谈到金石文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考察两者关系，既有艺术之间的相互砥砺，也有学术对艺术的滋养。至于影响所及，是仅限个人，还是囊括时代风气，就见仁见智了。本书运用大量未刊文献，以信札尺牍居多，书后又附潘祖荫金石交游纪事，叙述详实，考证充分。就个案研究而言，足可启发后学，加惠士林了。

参考书目：

黃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见《民国丛书·第一编》（6），上海书店，1989。

缪筌孙：《缪筌孙全集·笔记》，凤凰出版社，2013。

沈树镛：《郑斋金石题跋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赵之谦：《赵之谦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郑逸梅：《珍闻与雅玩》，北京出版社，1998。

周肈祥：《琉璃厂杂记》（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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