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知识女性，学生时崇拜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可她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在遇到刘少奇之前，她有着怎样的青葱岁月？而又是怎样的家庭和父母培养出王光美这样优秀的女儿呢？一起来听听王光美自己怎么说！

准备留学美国

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

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

1923年，两岁的王光美

我同班的同学中还有叶群，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

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数理系光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当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理学院院长严池老师还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所是斯坦福大学。

放弃留学当翻译

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开始我没有答应。我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

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

年轻时的王光美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我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我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

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我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

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

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

1947年，王光美（左二）在延安窑洞前与战友合影

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

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王光美的父母

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

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

我母亲董洁如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

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

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

王光美兄弟姐妹与父母合影

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

其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

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