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

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原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一

又临端午。两千多年前的风风雨雨一刹那间近在咫尺──屈原在汨罗江畔趻踔而行吟着《天问》，从容不迫而气势如虹，那最后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那部悲怆的史册上……

屈原出身于贵族家庭，颇有文学天赋。少年时代，他曾创作一首《橘颂》（见配图文字）言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橘是一种扎根南方水土而不能迁徙的植物，屈原以“受命不迁”颂橘，显然是有感而发的。春秋战国时期，纵横之风极为盛行，那些巧舌如簧的游说之士有高官厚禄则留，否则另择其主，朝秦暮楚，纵横、腾说而取富贵。楚国这样的策士不在少数，以致“楚才晋用”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屈原从小熟谙本国本族的历史，有着很深的乡土之情和民族观念，决心像橘一样不离本土，力抗此风。屈原独以幼橘大加赞颂，很切合自己当时的年龄，《橘颂》正是少年屈原的自我写照和人格宣言。

果然，这株橘树很快长大成材了！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检阅历史，我们发现楚怀王当政前期并不像后期那般糊涂，而是一位雄心勃勃、颇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破格提拔屈原担任左徒，为屈原实现从少年时代就怀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俩字便可概括：美政。美政理想的核心就是民本思想。可以说，美政是屈原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目标，也贯穿在他的诗歌中，成为统率他创作的灵魂。他在诗歌中始终要求楚王体察民生的艰难，了解民心的向背，关心百姓的疾苦。

毋庸置疑，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显得那样聪颖明睿、潇洒自如。最重要的是，屈原精通历史、“明于治乱”，富于革新锐气，在此期间促成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而楚怀王，也因急于有所作为，欲与西方的强秦、东方的齐国争雄，对屈原的主张十分支持。楚国的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

还有一项重大决策，显然也是洞察战国局势变化的屈原促成的，那就是毅然改变楚国的亲秦外交，而与东方的齐国结成共同抗秦的联盟。

屈原生逢战国后期，此时各国诸侯正进行着最后的拼搏，统一中国的欲望在各个君王的心中愈发强烈。秦、楚两国在长期争霸中日渐兴盛起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一跃成为强国；而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搁浅，国力相对落后。于是，战国纷争的态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条根本对立的外交方略逐渐酝酿成熟。一条是“连横”之略，即以秦为主角，自西而东联合“横”国，逐个击破关东六国，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一条则是“合纵”方略，即自北而南联合“纵”国，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秦国。按照战国谋士的判断，“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在当时条件下，足以与强秦抗衡的，只有齐国和楚国，现实的严酷要求楚齐两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虎视眈眈的秦国。

一直以来，楚秦长期和亲。然而，齐王四年（公元前320年），“迎妇于秦”。秦、齐缔结姻亲关系，可见两国关系之好。秦之所以这样，其实是想拉一个打一个，从而各个击破，乃至独霸天下。

屈原当然洞察了这一潜在危险。在任左徒期间，他就力排众议，提出了转变外交方略，与秦断绝外交关系，而与齐国结成联盟的重要主张。“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兼并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一度睡卧的楚国雄狮，终于在内政外交的大变革中奋起了。作为楚怀王的重要辅臣，屈原雄心勃勃，准备推行变法，振兴楚国。

二

屈原并非政治空想家，他有一定的从政治国的经验，其民本思想是希望国富民强安居乐业，免受敲诈勒索、颠沛流离之苦。他虔诚地渴望国富民强，有着卓越的政治眼光。

然而，楚国的政坛却存在着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和眼光。以王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政治保守势力深深地左右着楚怀王的决策。以屈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实施政治体制改良。当那些既得利益阶层受到威胁时，两种势力便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屈原明知改革举步维艰，但他依然旗帜鲜明地表示：“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贤明的政治，需要贤明的人才来实行。可是，楚国执政者多为奸佞，他们只知道追逐一己之私，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排斥迫害贤明人士。因此，屈原极力主张“举贤而授能”，只有让德才兼备的人士来治理国家，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读《惜往日》，我们可知，楚怀王曾委托屈原立法、执法。屈原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进一步变法，集中国家的重权，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则止。楚怀王便将修订法令法规的大事全权委托屈原。本来，屈原身居高位就已引起靳尚等人的嫉恨，加上楚怀王又把起草宪令这个重大使命交给他，这更让靳尚之流眼红了。于是，早就“争宠而心害其能”的靳尚在这紧要关头就不得不撕下最后的面纱赤膊上阵了，他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做的。’”楚怀王很生气，于是疏远了屈原。

以上记述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但从情理上说，对屈原一向倚重的楚怀王这时竟然为一件事、一句话便改变态度，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屈原被楚怀王疏远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封建社会所谓的变法，说白了，就是变换权力，把偏于守旧的旧有贵族手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夺取过来，一部分集中到君王手中，一部分重新分配给锐意变革的新兴的利益集团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王无不通过变法加强自己的权力。如果一场变法不仅不能加强君王的权力，反而把他从权力的巅峰上拖下来，那他会怎么办？毫无疑问，他将立即终止变法，对法令的制定者或疏、或逐、或囚、或杀。

屈原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仔细检阅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楚王族三姓（屈、昭、景）中，屈氏势力最大，地位最为显赫。楚国重大的内政外交活动，几乎都有屈氏人物出场。而地位极高的左徒一职，常为屈氏垄断。一旦屈氏有所不忠，楚怀王极有可能被赶下台去。靳尚、子兰之流深知楚怀王心理。说屈原泄密，也就是暗示泄给了屈氏；而诬蔑屈原自矜其功，则直接点出屈原已经危及王权的威势。楚怀王为保自己的王位，立即终止变法，疏远屈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果只有楚怀王疑忌这一方面的原因，屈原也许还可以对付，还能等待时机，尽释嫌疑，东山再起。可是，还有来自另一方面的攻击，屈原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

屈原是在屈氏一族的扶植下登上左徒之位的，族人将他推上全族最高的官位，自然希望他为本族谋取利益，最低限度也不要损害本族的利益。可惜，变法的矛头所向将要使包括屈氏一族在内的贵族集团利益受损，这就让他们大失所望了，屈氏家族自然不会支持变法。

翻开《离骚》，我们发现屈原曾培养一些支持者，但是他们都在邪恶势力的高压下纷纷变节了；即使楚怀王，也是一个信谗亲佞的昏君。屈原无可奈何，“哀众芳之芜秽”。可以说，在这事关楚国兴衰乃至存亡的改革中，屈原是个孤军奋战的独行侠。

三

屈原被疏不久，支持他联齐抗秦且颇有作为的令尹昭阳也随之下台，由亲秦派的景鲤接任。一场由屈原发动的朝政改革，从此中断了。于是，楚国的政局便急剧地发生了逆转，而一直紧紧窥视楚国内政变化的强秦开始把手伸过来了。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遣张仪诈骗楚怀王，只要断绝与齐之盟交，即愿归还楚之“商於（今河南淅川）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大喜，即遣勇士北上辱骂齐王于廷，逼使齐国断绝了与楚国的联盟。而当楚使至秦索取偿地时，张仪却改口说：“当初只说归还楚地六里，哪来的六百里？”楚怀王气得七窍生烟，贸然发兵进攻秦国。秦国立即给予迎头痛击。楚军大败，损兵折将八万多人，汉中被占。眼看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楚怀王更加恼羞成怒，调集全国兵力孤注一掷，结果又是溃败。更有甚者，得悉楚军倾巢出动对付秦国，国内空虚，韩魏两国竟然趁火打劫；齐国因楚国单方面绝交而怀恨在心，不肯派兵援救。楚军东西受敌，兵力捉襟见肘，只好鸣锣收兵。

连遭惨败，楚怀王这才有所悔悟，忙请屈原出山再使齐国，重修旧好。由于楚怀王不久前的背信弃义，齐国早怀怨怼。因而，屈原此次使齐处境极为困难。但是屈原凭借自己的外交才华和一腔热忱打动了齐王，恢复了邦交。

听说屈原使齐，秦国便知大事不妙，立即派人使楚表示：我们愿把汉中之地分出一半还楚言和。刚吃过亏的楚怀王恨死了张仪，便对秦国使者说：“我不要汉中，只要你们把张仪送来解我心头之恨！”

张仪早已摸透了楚怀王的脾气，大摇大摆地来到楚国，马不停蹄地贿赂靳尚等人。于是，靳尚等人立即找楚怀王说：“如果我们杀掉张仪，就会得罪强大的秦国……后果不堪设想。”接着，靳尚又去挑拨楚怀王宠妃郑袖：“您马上就要失宠了！”郑袖莫名其妙。靳尚又说：“秦王非常器重张仪，而大王要杀他，秦王将以上庸（今湖北竹山）之地馈赠楚国，还要送来美女来赎张仪。大王得到上庸，尤其秦国美女，您不就要失宠了吗？我看您不如去劝大王放走张仪算了。”听了这话，郑袖日夜纠缠着楚怀王撒娇啼哭：“要是您杀张仪，秦国必然报复。您把我们母子迁居江南，免得秦兵将来作践我们！”就这样，楚怀王又被这帮小人迷惑，不但释放了张仪，而且以礼相待。张仪趁机劝楚怀王与秦和好。楚怀王竟又“背齐合秦”，并娶秦女为妇，与秦结成了“姻亲”之邦。

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不仅使楚囯遭受了韩、魏诸国的连年讨伐，而且导致秦军更加肆无忌惮地乘隙进犯。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囯联合齐、韩、魏三国大举攻楚重丘（今河南泌阳东北），大将唐昧殉国；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秦复攻楚，斩杀士兵二万，并杀大将景缺。楚怀王不得不与众臣紧急磋商，命令大夫昭应奉送太子入质于齐以求援助……

在这一段风雨飘摇的危难时期，屈原却始终没有在史籍记载中露面。许多研究者推测：他很可能由于坚主联齐抗秦，而被旧贵族党人排斥在外，继续担任着“三闾大夫”的闲散之职，根本无权参与朝廷议政。眼睁睁地看着楚国如帆落桅折的航船，随时都有触礁而沉的危险，自己却不能为它排难解危，屈原怎能不感到焦心如焚？

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这危险终于降临到楚国，而屈原也为此遭到楚怀王放逐。

事情是由秦昭王的一纸来书激起的。在连续三年军事进攻楚国以后，秦昭王忽然一变常态，致书楚怀王建议“和解”，并约请楚怀王到秦之边境武关（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好会”。这显然是一次居心叵测的凶险之会，然而楚怀王身边的大臣，如子兰及权臣靳尚，慑于秦之淫威，纷纷劝说楚怀王赴会。这消息传到屈原耳中，顿时将他惊呆了。他清醒地估计到，“武关之会”其实是个可怕的陷阱，楚怀王若从大臣之议赴会，定遭不测！一旦楚怀王遭秦挟持，楚国的命运便不堪设想。深切的忧虑，促使屈原作出了非常的举动，他竟不顾楚怀王不准他参与朝议的禁令，毅然赴阙强谏，从而与亲秦的子兰和靳尚等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可叹的是，在这一场关乎楚怀王安危、楚国命运的谏争中，屈原还是失败了。而且，由于屈原不顾个人安危，强谏“武关之会”而触怒楚怀王，导致屈原被“放流”了。这“放流”的地点，据《九章·抽思》所述，大抵就在远离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都的汉水之北。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率领扈从刚入武关，就被秦国伏兵包围擒拿，押往秦都咸阳，被软禁了起来。

消息传到郢都，楚宫上下一片混乱。为了避免为秦要挟，大夫尹昭睢急赴齐都，坚请齐王放回人质之太子熊横，立为楚襄王。秦昭王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

楚襄王二年（公元前279年），楚怀王乘隙从咸阳逃出，后被秦师追及，死于西河。秦人谎称楚怀王“发病”而死，第二年才归还灵柩。

按说，楚怀王之死应该震醒楚襄王；屈原谏“武关之会”而遭放逐的冤屈，也应该得到昭雪了。

然而，楚王朝的旧贵族势力，特别是阴险狡诈的子兰和靳尚绝对不会放过屈原。于是，在子兰的授意下，靳尚在楚襄王面前陷害屈原：“屈原当年咒骂先王，本就罪不容诛；而今听说气焰更加嚣张，在汉北鼓动百姓，攻击大王您‘信用奸佞，置父仇国耻于不顾，有违万民仰戴之望’。观其用心，岂不是要翻当年之旧案、取大王之位而代之？”

昏庸的楚襄王最怕的就是动摇自身的王位。听了靳尚的谗言，楚襄王勃然大怒，当即下令：不准屈原再涉江夏一步！

四

官场政治的波涛很快就将屈原彻底掀翻了。邪恶势力犹如洪水猛兽冲垮了屈原正直与善良的堤岸，也冲毁了他那颗悲怆的政治雄心。

屈原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中心郢都，他的全部政治理想遭到了最无情的扼杀和迫害，并被永远拒之门外。在长期流浪生涯中，他仍十分关注楚国的命运，写下了《离骚》、《天问》和《九歌》等光照千秋的诗篇，尤其是《离骚》，反映了诗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每读一行诗句，我们仿佛登上一级台阶。我们与诗人同呼吸、共命运，体会着两千年前那场悲剧的开幕和尾声，那悲壮浓烈的氛围。

可以说，屈原的悲剧与其历史局限性是紧紧相连的。他死心塌地地忠于与之有着宗法联系的楚王朝，永远无法解脱，即使死去，也是如此。他在《离骚》中表现着自己“九死犹未悔”的执著的信念；他在《悲秋风》中袒露自己感天动地的忧伤……他对自己遭受放逐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屈原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和“什么”，其深度、广度，正如鲁迅所言：“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不过，他对宇宙万物的造成、运行和因果进行了广泛的拷问，但这除了有助于抒发内心的苦闷之外，对自己的疑问是没有帮助的。

屈原遍经询问仍找不到心灵的支点，他从少年时代树立起来的信念轰然倒塌，竟把自己的生命推向了虚无的深渊，当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绝望与悲哀之后，当他与神灵的对话全被封死之后，当他听到秦军攻破郢都之后，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失去了价值。于是，他以死的方式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个肮脏的世界，纵身跃入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中。

汨罗江翻腾着……汨罗江呜咽着……江水带走了那具衰弱的身躯，却把诗魂留在楚国大地上。屈原就这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