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官卖官在清朝末期泛滥,37两银子就能买个六品顶戴

在清朝统治的200多年时间里,曾有过明码实价买官卖官的制度,叫“捐输制”,随着清朝国力减弱,这种捐输制最后泛滥成灾。光绪年间,37两8钱银子就可以买个六品官。辽宁省档案馆收藏了两件光绪年间印有“正实收”三个大字的买官收据,揭示了清政府卖官搂钱制度的历史。

“正实收”是买官收据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两件注明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买官收据——“正实收”,流传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两件档案看上去略显陈旧,但是淡青色棉质纸面上印刷的蓝色字迹以及用毛笔填写的关于买官者的姓名、所捐数目以及捐得官职等字迹依然清晰可见。特别是官员用毛笔蘸红写的“行”和安徽巡抚部院的紫色官印十分醒目。

两件原件纵61厘米、横32.5厘米。正上方有“正实收”三个大字,由安徽巡抚王之春签发,分别标明属“安字第81号”“安字捐监第49049号”。收据详细记载了买官人的名字叫萧策璠,卖官者为“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安徽巡抚部院提督军门克勇巴图鲁王”,即安徽巡抚王之春。整版文字为木版印刷,排列整齐,清晰易辨,银两数量及落款时间等为毛笔行文书写,端庄秀丽,圆润飘逸。

辽宁省档案馆历史档案整理处处长程大鲲告诉记者说,“正实收”也称作“实收”,是清代纳银捐官的凭据,地方政府在收到买官者交纳的银钱或实物后,要发给加盖官府印信的收条以作凭据,上面印写有“正实收”三个字。在清朝“捐纳”也称“捐输”,是清朝买卖官职行为的文雅说法,即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或粮食可获得不同的文凭出身或官衔。“清朝因为买官的人很多,于是统一印制了买官收据,并将有关规定清楚地印在收据上面。清朝末期,由于战争不断,内外交困,清政府财政空虚,‘捐纳’被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至同治、光绪年间,清廷更是不惜血本将官位拿来打折出售,捐官者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后,手持买官收据就可以等着任职了。”程大鲲解释说,“不过,那时卖官收入的银两,要如数上缴国库。”

萧策璠先买官后犯法

说起这两件“正实收”的来历,辽宁省档案馆历史档案整理处处长程大鲲介绍说,这两件收据的主人萧策璠生于1869年,是湖南省长沙府长沙县人。

此收据中的一件是买官当事人萧策璠第一次捐官的收据,从收据中可知开办捐官的理由是为了赈灾。程大鲲介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安徽凤阳等地发生水灾,虽然清政府拨款救灾,但灾情仍很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当时担任安徽巡抚兼提督、皇帝钦赐勇号“克勇巴图鲁”的王之春向皇帝奏请开办捐纳以补充赈灾款项的不足,并按不同官员级别给予不同的打折优惠。从收据中可知,萧策璠所捐银两很少,只有 32两4钱,按规定只捐了个监生。程大鲲说:“清政府规定‘正实收’所捐银两只能用于赈灾,不能进入个人腰包。这种收据就像我们今天的介绍信一样,是有存根的,而且还要盖骑缝印。”

第二份收据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8月(1901年),买官和卖官当事人还是萧策璠和王之春,而这次开办捐官的缘由是安徽省库款空虚,没有银钱给士兵发饷,王之春再次开办捐输筹饷。程大鲲说,清朝规定,如果是四品以上实职官员捐纳要按四折交现银,五品以下捐纳按三折交现银。因为清朝这种捐得的官员全部是候补官而不是实职,所以还规定:如果在捐纳收据上写明“遇缺即先补用”字样,即所捐的官职出缺时,能立即补缺担任实职的,要按八成实银交纳。于是,当时身在盛京等待候补的萧策璠再次缴了37两8钱白银,捐了“双月巡检”之职,并于次年又发给他一份“双月巡检”的“正实收”收据,以便将来由户部换给执照。

成为候补巡检后,萧策璠开始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将目光瞄准了正在开发、机会较多的奉天。

此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后,沙俄派兵侵略东北三省,清政府奉天当局专门成立了奉天交涉局,负责与沙俄谈判事宜,已经获得虚衔六品顶戴的萧策璠经过活动,被委任为交涉局委员。第二年夏天,盛京将军增祺鉴于东北办理对俄交涉事务繁多,对所有办事出力人员进行嘉奖,赏给萧策璠虚衔五品蓝翎顶戴。

“这个萧策璠当官后开始胡作非为。”程大鲲讲到,1904年,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在奉天开始丈卖荒地。有一个在营口当粮食经纪的河北人李老佐欲骗买荒地,因当时购买荒地需要有商号名人担保,他便找到萧策璠,由萧策璠的家人王升持伪造的“扎萨克图王委派黎生公司桃源河招垦分局总理萧策璠”的名片陪同前去担保。官方查对发现并不存在桃源河招垦分局,骗局被揭穿,萧策璠被上司以“指荒招摇”之过交承德县(沈阳当时和名称)吏房看管,其买官收据遂存于当时官署的档案中。1938年3月,日伪当局将各地官署将保管的档案资料全部集结到“国立奉天图书馆旧籍整理处”,这件档案也调此保存。沈阳解放后,这批珍贵历史档案由辽宁省图书馆接收,之后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至今。

卖官源于鼓励士绅赈灾

程大鲲介绍说,在清朝这种买官卖官的腐败制度被视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合法捷径。

清军入关后,沿袭明朝的政策,允许百姓或官员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或粮食后赏给不同的官职或头衔。为了更好地实行这种捐官制度,清政府在户部设立了常设机构——捐纳房,专职管理捐纳事务。

至于为什么会实行这种买官卖官的制度?程大鲲告诉记者,清政府最初开办捐纳卖官的本意,是由于有些地区遭遇水、旱等自然灾害,国家为了减轻负担同时可以使受灾民众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救济,对那些有钱愿意帮助灾民的士绅进行奖励,给他们一个虚官,以鼓励更多的士绅出钱出粮,后来逐渐形成制度。

卖官最后变成勒索

程大鲲讲到,到了清末,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及农民起义不断,造成清王朝财政非常困难,尤其是咸丰年间,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天国,采取了各种办法卖官鬻爵,甚至可以打折卖官,鼓励商民进行捐纳,以作为财政的补充形式。

后期,户部无款拨给各省军需,便准许各省自行开捐。这个口子一开,如洪水决堤,不可阻挡,各地纷纷卖官赚钱,造成官吏队伍急剧膨胀。

“但是,捐来的官位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要等待几年后才有机会授职。”程大鲲解释说。花二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捐钱者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和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而衬托出真正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么比得上实缺呢?“投资是要讲效益的,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到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免走上‘熊市’了。”程大鲲进一步解释说,道光中期捐一监生需银100两,到咸丰七年(1857年)仅需17两银子,然而捐纳的人并不踊跃。

但是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允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开始变成了上门劝捐或者带兵勒捐了,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

“捐班”的受害者是老百姓

程大鲲介绍说,其实,买官卖官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出现了。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四年,“蝗虫从东方来, 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是捐官的最早记载。到了南朝,沈约《宋书·邓琬传》中,“卖官鬻爵”一词首次出现在史册中,操作者中饱私囊,大量捐纳者为收回投资而鱼肉民众,最终成为刘宋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再后来,这一弊政逐渐被美其名曰“捐班”。

清朝中叶以后,“捐班”之风尤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清朝捐班制度始作俑者为康熙皇帝。“三藩之乱”后,清廷财政捉襟见肘,为了筹集军费,康熙亲自制定了捐班制度,让富裕而晋升无望者出钱买官,以补国库用度。康熙深知捐班之中隐藏的弊端,故而在议定制度时增加了许多严格的限制措施。清朝《钦定大清会典》规定:官员分九品十八级,即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到正九品、从九品官,从九品以外的官称“未入流”。

清朝官员的出身共有八种:一为进士,二为举人,三为贡生,四为荫生,五为监生,六为生员(即秀才),七为官学生,八为吏。这八种出身以外的人,八旗中的满洲、蒙古、汉军称作“闲散”,汉人称作俊秀,其中文进士、文举人出身者,地位最高,称之为科甲出身,他们与恩贡、拨贡、副贡、优贡生、恩监生、优监生和荫生称为正途,其余出身者如果经过国家大员的保举,亦可以看做是正途出身,而旗人享有特权,不必有人保举也可以看做等同于正途出身。清朝统治者在《钦定大清会典》中明确规定哪些官职必须由科甲出身的人担任,哪些官职必须由正途出身的人担任,如果不是由监生出身的人,只是由俊秀捐输得官者,只能授给从九品或未入流的官。

由此可见,捐班最高只能买到从四品的知府,而且买到官后还不能立刻上任,只能当个候补,要想得到实际职务还得等空缺。同时还规定,官位出现空缺时,必须先满足科举出身的官员,然后才是捐班。这样一来,花钱买来的官位其实就是个空名。

《钦定大清会典》还规定:“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他们这些人不得与良人通婚,本人及三代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捐官。

本来清政府对官员的出身及品级规定很严,而这一捐纳政策给那些科举之路走不通的人,打开了一扇走向官场的大门,他们先是捐为监生,并在此基础上再捐得官职。如萧策璠,就是先捐为监生后,再报捐双月巡检的,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出身。按照这条路线,捐官的人络绎不绝。道光十三年(1833年),直隶地方灾歉,滦州等37个州县政府劝募粮食由数百石至数千石不等,劝捐银钱自三四千吊至万余吊不等,仅天津一县,计捐银至5万余两。

那么这些人得到官位后又怎么会不想办法去搜刮百姓而补偿自己的损失呢?因而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普通老百姓。清政府虽然为避免吏治的腐败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如雍正朝开始采取养廉银制度,但由于清代捐纳的官员太多,由早期的仅为赈灾开办捐纳发展到因国库空虚为筹措军饷而开办捐纳,导致一个职位有七八个人在等着挨次候补,甚至有的人一直到老迈病故也未能得授实职,这就致使更多的人靠在官场活动关系来希冀早日圆上乌纱之梦,所有这一切更促进了清朝吏治的腐败,也加快了清王朝自身走向灭亡的脚步。

新媒体编辑:李小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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