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右二)在他的故乡太行山区沁水县嘉丰乡协助农业社和社员们共同研究问题。资料图 赵勇 我的出生地是山西省晋城县(现为泽州县)，这个县与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接壤。我出生后的第三年，赵树理离京返乡，1965年起担任晋城县县委副书记。 一年之后，“文革”爆发，他被晋城的红卫兵揪斗出来，从此开始了最后几年被批判、受折磨的岁月。我的家乡那带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但我小时候却从未听说过，或许那时的他，因为敏感，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了吧。 第一次“偶遇”赵树理

大概是1974年前后，我家的西小屋里多了一个大纸箱。不知是第几遍倒腾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这本没头没尾没封脊的书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它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之一。许多年里，我不知道它的作者和书名。直到后来我开始读小说，有一天我忽然惊叫起来：《灵泉洞》，赵树理！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吗？

这就是我阅读赵树理的开端。文学理论家萨义德曾说，一件事情的“开端”很重要，而且，“开端”又总是产生于回溯之中。如今，当我回顾对赵树理的阅读时，如此隆重地确认下这个“开端”，或许也不无意义吧。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开端”，才让我有了所谓的“赵树理情结”。

“情结”，当我闪出这个念头时，忽然才感觉到不对劲，分明是“赵树理疙瘩”嘛。说成心里长了颗“疙瘩”，才符合赵树理式的表达，才算是接上了晋城、沁水的山药蛋地气。

1978年10月，赵树理的冤案平反了，他又可以被公开谈论，他的《田寡妇看瓜》《小二黑结婚》也再度进入中小学教材。而那时我也即将高中毕业，准备告别上世纪七十年代了。

我对赵树理的真正阅读始于1996年。1996年是赵树理诞辰90周年，那个时候我在晋东南师专已混出点模样，就琢磨着借机开会，弄出点动静。我筹备的那个会议在当年6月举行，名为“山西省高校纪念赵树理诞辰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我虽然遍撒英雄帖，参会者也只有二十多人，这固然与我的号召力不够有关，却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赵树理研究已进入萧条期。

正是因为这次不成功的会议，让我开始了对赵树理的阅读。那个时候，我手头还没有《赵树理全集》，只好把北岳版《全集》从图书馆借回来，挨个儿读他的小说，第四卷的“文艺评论”部分尤其读得细。也买回戴光中的《赵树理传》，配合着此前董大中先生送我的《赵树理评传》来来回回的读。

我把赵树理的作品归结为“可说性文本”，意味着他的写作初衷是要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器官，但我们毕竟已非古典听众，而是被1980年代欧风美雨的文学洗礼过的现代读者。而1980年代的中国也有了所谓的先锋文学：马原玩着“叙事圈套”，余华写得血呼啦差，洪峰在《奔丧》，莫言正《爆炸》……

读过这些作品再去读赵树理，就觉得他那些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小说确实土得掉渣，拙得可爱，很难给人带来审美愉悦与心灵震撼。或许也可以说，赵树理的作品本来是写给那些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农民读者听的，如今却与我们这种读了不少现代小说的读者狭路相逢，这时候，文本与读者很可能就会双双扑空，错位也就变得在所难免了。

大概，这就是我真正阅读赵树理时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陪伴我多年，直到我后来多了一些“了解之同情”。

这是我琢磨赵树理的起点，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真正理解赵树理的“开端”。

再读赵树理

在断断续续的关注中，我跨入了2006年，那一年是赵树理诞辰百年，赵树理研究界可谓动静不小。记得2005年秋，傅书华先生已张罗着为《山西大学学报》组稿，计划在来年推出一组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以作纪念。他邀请我加盟，我答应的痛快。当时我刚收一套《汪曾祺全集》，又差不多把汪老的作品通读一遍，就觉得可以在赵树理与汪曾祺之间做文章。于是我搬出《赵树理全集》，第二次面对他的作品。

又一次读赵树理，我主要关注的是他的语言。赵树理的语言是独特的，这方面的文章已谈得不少。但他的语言观又该如何理解，却鲜有人谈及。而汪曾祺作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其语言不仅同样独特，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语言观。这样，把两位作家的语言观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似乎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怀念赵树理的文章我差不多都读过，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孙犁的那篇《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其次就是汪曾祺的两篇和严文井的《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国作家》1993年第6期)了。谈到赵树理爱唱上党梆子时，汪曾祺还将了严文井一军：“严文井说赵树理五音不全。其实赵树理的音准是好的，恐怕倒是严文井有点五音不全，听不准。”严文井写尽了赵树理在北京的憋屈，但在五音全不全的问题上，我觉得汪曾祺说得更靠谱。他可是与京戏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司机”啊。

过了2006年，《赵树理全集》就被我请到了踩上梯子才能够得着的书架最上一层，一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架势。

实际上，那时候我已有两套《赵树理全集》，一套是五卷本，黄皮、软封面，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五卷出版于1994年)；另一套是六卷本，精装、硬封面，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放到书架最上层的是六卷本全集。2006年9月，“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大会暨创作研讨会”在晋城举行。我回家乡赶赴这次盛会，参加赵树理文学馆开馆典礼，又一次参观赵树理故居。

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就是这次会议的赠书。董大中先生在这套全集的“编后记”中说：“二十年前，在开始编《赵树理全集》的时候，我心目中的《全集》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不分体裁，完全按写作时间编排次序。人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书也就怎样编排。我们读着书，就像站在历史的大道旁，看着主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年轻走到年老。”

这一“编后记”我当时就读过，我也非常理解董老师如此编辑“更适于研究者阅读”的用心，但我还是把它束之高阁了。也许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赵树理的研究者，也许我更喜欢平装书而不是精装书，总之，这套书高高在上，一搁就是10年。

农耕时代的说书人

10年之后的那个春天，现任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9月开会一事，嘱我写文章参会，我很感慨。又一个10年过去了，我对赵树理的思考却依然停留在10年之前。我也想立刻投入到对赵树理的再阅读中，无奈琐事缠身，待我打开《赵树理全集》，已是开会前夕了。

这一遍读，我终于启用了六卷本全集，意识到董老师所谓的编年体的好处。我从后三卷读起，又逐渐向前三卷游弋，不仅重读他的全部文学作品，而且也反复读他的非文学文本。因为这种里里外外的打量，一些想法也在我心中潜滋暗长。

我在《2016：阅读遭遇战》(《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4期)中说：“这次重读赵树理，最让我兴奋的发现其实是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的小说固然是值得分析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研究者感兴趣的无疑还是他的小说；但是，小说之外的各类非文学文本(如各类会议的发言或讲话、书信、检讨书等)却更耐人寻味。我以为，如果要对赵树理作出全面解读，仅仅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重视的是他在文学场域之外的所作所为。

因为赵树理不仅是文学中人，更是组织中人和农民中人，许多时候，赵树理其实并不以作家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一个“通天彻地”的干部亮相。

赵树理是农耕时代的说书人，尽管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本身就很成问题，但他还有光晕，他依然可以“回家”，而丁玲、周立波乃至柳青等人却无家可归。或许，这就是我用“讲故事的人”重新定位赵树理的用意所在，因为唯其如此，我才能把他从同时代的作家中“区分”出来。

当我如此琢磨着赵树理时，我发现我对他的态度已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在第一篇研究他的论文中更多聚焦于他的“败”与“失”，而现在我已在考虑他的“成”与“得”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经过20年的星移斗转我已学会了心平气和？或者，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长进”？

必须承认，我并非合格的赵树理研究者。因为这20年里，我大面积地读他的书不过两三回，用心写他的文章也只有七八篇，这其实是很不成样子的。但是，我也必须同时承认，赵树理确实是我心中的一颗“疙瘩”。为了解开这“疙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走近他；我似乎解开了一些，却仿佛又长出了新的“疙瘩”。

于我而言，很可能这就是赵树理的魅力所在。我当然清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肯定不是第一流作家，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特点、有人格操守的作家。也因此，他才显得独一无二。我在《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的结尾处写到：“这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则成为作家队伍中除不尽的余数……时至今日，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