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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琪灵 公共教学部2017级本科生

为什么北京大学是Peking University而不是Beijing University？ 对从小学习汉语拼音的一代来说，这种拼法颇叫人不解。其实，这是“邮政式”拼音方案的遗留，这个方案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今天通行的拼音方案，承载着三百多年来汉语与世界接轨的努力。

源起：传教士的尝试

传统的中国注音是文字教学中“训诂”的一部分，具体的方法有譬况、读若、直音和反切。譬况，即形象描述字的发音，如送气轻重缓急、声调长短等。读若，即用近音字标识读音，如以“汗”标“鼾”（只有声调有区别）。直音，指用同音字标注其读音，比读若法更加精准。反切，则是用两字标识一字，取前者声母和后者韵母相合。

这些注音方法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以汉字为基础。对于西方的传教士来说，想要学习汉语，陌生的拼读方式自然比不上熟悉的本族语言来得便利。于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注音便应运而生。

最早尝试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人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在他们合编的《葡汉词典》中，首次出现了系统的拉丁拼音方案。这套方案以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为蓝本，与反切法一样使用声母-韵母的方式拼写，同时也首创了以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拼音词条、再在词条后标明汉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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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葡汉词典的手稿

这份最早的拼音方案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两位编撰者没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标注汉语的声调，也没有区分送气（今拼音中p,t,k）和不送气（今拼音中b,d,g）的声母。而且，这套方案使用的声母有同字母多音的现象（瓜：cua，火：cuo），韵母则有多字一音的冗余（间：chian，点：tien），极大增加了学习难度。

在利玛窦、罗明坚开创先河之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们纷纷开始用自己国家的语言编写汉语字典，也诞生了种类繁多的拼音方案。“利-金拼音方案”第一次使用了声调符号“ ¯ ”“ ´ ”和“ ` ”，同时也第一次在声母左侧加“ ’ ”来表示送气，成为后来许多拼音方案参考的对象。

两百年后的清代，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从南方话向北方话转变，而此前的种种拼音方案都基于南方发音编撰，不再能满足汉语教学的需求。而且，在当时英语在全世界流行的情况下，却没有一套通用的、以英语拼字方式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于是，大名鼎鼎的威妥玛式拼音诞生了。

这套拼音方案出自传教士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语言自迩集》，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在这套方案中，送气符号“ ’ ”的位置从声母左边移到了右边，四声音调的标注则采用韵母右上角标1-4而非上标。威妥玛在中国停留长达43年，对汉语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所撰方案也相当完备，以致风行百余年经久不衰。

不过，威妥玛式拼音的角标和送气符号书写起来相当不便，因此外国人书写时常有省略。为了让书写地名更加方便，1906年，邮政式拼音系统诞生了。这套系统省去了威式的送气符号，并纳入南方一部分已经通行的方言拼写（如厦门闽南语拼为Amoy，广州粤语拼为Canton），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名在西方最常见的拼写方式。Peking（北京）、Tsingtao（青岛）、Swatow（汕头）等拼法，就是邮政式拼音的沿用。

探索：汉语拉丁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妥玛式拼音仍然是世界通用的汉字拼音方式。然而，近代中国所承受的一系列西方的文化冲击，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文化和教育上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语言”本身。

汉语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具有音形分离的特点，不能做到见字知音；而西方的拼音文字，在学会基本拼读规则之后，可以直接读出。这种简易的拼读方式，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教育普及的新方向。于是，他们开始研究适合国人使用的拼音方案。

最早研究罗马字拼音的中国人是卢赣章。他创制了“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仿照拉丁字母的笔形制定了55个字母，后来又改用汉字笔画进行标注。不过，由于这种方案主要刻画的是福建本地方言，它只是在小范围内通行，并未全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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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赣章《一目了然初阶》里以切音字注音的儿歌

卢赣章的创举引发了更多知识分子的思考。当时中国的教育水平落后，绝大多数人不识汉字，迫切需要国语教学，需要一套成系统的给国人自己使用的拼音方案。于是，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上（卢赣章参与了这场会议），诞生了中国第一套官方的拼音方案——注音符号。

注音符号取汉字中的部首为基本单位（尤其是古今读音相近的部首），仍采用声母+韵母的反切法进行标注，每个声母和韵母用一个符号表示（而不像拉丁化方案那样有时要使用2-4个字母）。对于不熟悉拉丁字母的国人来说，学习注音符号会比拉丁字母便利不少，书写起来也比较快速。这套符号所针对的是北方官话，只起注音功能，不起表意功能，时至今日仍在台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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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普及后的注音输入法，其实质与双拼相类似

然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此。在他们看来，使用汉字自古以来就是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其难写难读难记的特点限制了教育的普及，鲁迅认为汉字成为“愚民政策的利器”，瞿秋白则指出汉字的这个特点导致了“智识的垄断”。要摆脱这种状况，只有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书写汉语。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1923年“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成立。在时局影响下，会议并不顺利，一波三折之后，终于在1926年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两年后向公众推广。

国语罗马字放弃使用外加符号，而用字母本身的变化来表示声调，如iou（幽），you（由），yeou（有），yow（佑）。同时，为简化书写，它规避了送气符号，而且允许类似西方语言的一字多音（j作声母既可标“只”，又可标“几”）。按其主要创制人赵元任的设想，国语罗马字虽以北平官话为基础，但仍可以在其发音规则内拼出各地方言。

国语罗马字出现后不久，另一种方案“拉丁化新文字”独立于它产生了。它与国语罗马字只有细微差别，发明最初是为了苏联区华工扫盲，后来传回中国，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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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教材

然而，在知识分子眼中好处甚多的拉丁化书写，实际推广起来却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国语罗马字只在少数的知识分子中流传，拉丁化新文字在推广时也遇到了困难。

1949年的一篇文献中总结道，“在老解放区，拼音汉字好像推行不开。”直到建国，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没有成功推广到全国。

定音：汉字拼音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汉语拼音化的争论仍在继续。直到1985年，政府才终于敲定新中国采用的拼音方案只供学习汉字之用，不起表意功能，平息了汉字存废的争端。但这份沿用到今日的拼音方案，也经历了诸多曲折。

建国后重新讨论汉语拼音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字母问题。有人支持当时已有的拉丁字母方案，有人认为中国应当随苏联用斯拉夫字母，也有人觉得应当发明一套新的民族字母来拼写汉字。新成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分组对各方案展开了研究，三年后，由于拿出的民族方案都不成熟，最终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为拼音基础，在1956年定下草案。

拼音方案的初稿公布以后，一度尝试引进ŋ、ȿ（代替sh）、ɀ(代替zh)等新字母，但由于打字不便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最后放弃了这个提案。另外，关于“基欺希”的声母也有争议，因为若使用j、q、x，并不符合英文原本的发音规则，用g、k、h变读又违背了一音一字的原则。经过商讨，委员会认为给字母赋予新发音的情况在各种语言都发生过，是语言的自然流变现象，最终坚持了前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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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拼音学习卡片

经过了三年的反复修订，拼音方案终于在1958年正式公布，通行全国。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处获得通过，从中国通用的拼音方案成为世界公认的标准，称为“汉语拼音：ISO 7098”。自此，风行世界的Peking和Pekin开始为Beijing所取代，Peking的拼法只在为数不多已形成习惯的地方保留下来。

“从外国方案（威妥玛）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 7098）。”周有光先生如此评价拼音的演变历程。

参考资料

[1]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2002年1月第1版.

[2]孙伟杰. “威妥玛式”拼音研究[D].吉林大学,2009.

[3]崔明海.存与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汉字改革问题的思想争论.学术探索,2017,0(1);110-117

[4]詹鄞鑫.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J].中国文字研究,2003(00):34-50.

[5]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J].语文建设,1998(04):11-14.

图片来自网络

封面制图｜邹宇凡

微信编辑｜安桂沁方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