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奋进的，在辽东战场多年，虽然谈不上多大功劳，但是，勤勉努力，敢于战斗。后来在1632年，带领明朝昌平京军到关内镇压农民军。

左良玉在山西，河南多次打败农民军，从一个副将逐渐成为了一个总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634年，左良玉就开始大肆收编投降的农民军，逐渐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且开始逐渐骄横。

随着，卢象升，祖宽，曹文诏等等在关内作战的大将逐渐死去，一贯保存实力的，左良玉开始迅速做大，开始不听调遣，包括督军杨嗣昌的命令都不服从，到了最后为了让他出战，在1642年的朱仙镇大战开战前，先付了左良玉50万，结果一开战，左良玉就首先奔逃，导致明军惨败。

但是明朝朝廷已经拿左良玉没有办法了，毕竟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无人可用，左良玉的20多万军队都是自己招募的，又不服从朝廷，只服从左良玉一人。现在的左良玉要地盘，要爵位，要粮饷，就是不出战。

明末的政治斗争更加严重。在崇祯朝，能打的名将几乎都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了朝廷。比如丁启睿，孙传庭，杨嗣昌这些人，老实打仗，呕心沥血，最后都被皇帝联合地方势力给坑死了。而像孙承宗，左良玉这些人明哲保身，到了后期却无敌天下，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四日，距离李自成攻破北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崇祯皇帝下令，进封辽东总兵官吴三桂为平西伯，进封平贼将军、总兵官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官、右都督唐通为定西伯。

同日，崇祯皇帝正式决定征调吴三桂、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显然，崇祯皇帝并没有征调左良玉支援北京，因此不能责怪左良玉见死不救。

朝廷征调吴三桂、唐通、刘泽清，并不是要他们进入北京城，比如蓟镇总兵官唐通带领八千人马最先赶到，崇祯皇帝给了他一笔钱，派他去镇守居庸关，结果他很快投降李自成，没起任何作用。

征调山东总兵官刘泽清，也不是来守卫北京，而是扼守真定，拱卫北京。

显然，朝廷那些决策者判断，并不认为北京本身缺兵。从后来结果来看，北京守军缺的是钱，而最缺的是信心和士气。

经过多年剿匪实战的历练，左良玉越来越奸滑，玩寇自重，不听调遣。在战场上根本不听督师、巡抚的号令，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

这样一个左良玉，崇祯皇帝根本就没想过调他来北京，而且左良玉留驻襄阳，可以应对张献忠和各地的土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