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封泉宝”钱为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所铸，是唐代第一枚年号钱。《新唐书·旧货志》载，此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该钱为唐高宗李治乾封年间所铸，铸时仅八个月。唐朝政府速将其回笼销熔改铸开元通宝，这就是乾封泉宝存世不多的缘由。存世不多等于稀少，物以稀为贵，因此其收藏价值很高。

另外马殷还听从谋臣高郁献策，铸“乾封泉宝”大钱，有铜、铁两种，背面有天、策、天府、天策、策府等字，而且铜钱较少，币文多为隶书。

有关乾封泉宝的背景，有史籍可证：“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宝钱，直（值）开元十，周年以后废。二年诏：开元钱依旧施行，乾封钱贮”。

乾封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五个年号，在封泰山后，改麟德为乾封。李治在母舅长孙无忌的帮助下，被立太子，于公元649年即皇位。李治性格昏懦，毫无主见，恭听长孙无忌辅政。高宗继位后到公元665年的十几年间里，地震、水灾、蝗灾连年不断自然灾害，使唐高宗时期的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国家赋税收入大减。同时窦州、义州蛮，白水蛮多次骚扰边疆州县，公元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称沙钵罗可汗；公元653年，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高宗多次讨之；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设置了西、北疆都护府，防守大军几万。另外唐高宗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始，多次用兵，发起对朝鲜半岛上高丽国战争，频繁的战争造成军费开支巨增。加之高宗奢侈荒淫，到处营造宫殿、搜罗珍奇，造成国家财政亏空。尤其是在娶唐太宗李世民幼妾武则天入宫后，唐朝生死大权逐渐操纵在武则天手中。乾封元年，武则天涉理朝政，在泰山举行规模空前的封禅盛典，参加者竟排数百里，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的罕闻。同年改元乾封，在泰山立“双束碑”，意旨武则天与高宗共创天地。为了维持军力、财力，筹措巨额经费，高宗于乾封元年五月下令，改铸新钱，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铸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乾封泉宝钱铸行于市后，带来的却是“谷帛腾贵，商贾不行……”。次年便废止停铸，新钱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鉴于此，高宗李治下诏停用乾封泉宝，复行开元钱，并于诏书中作了自我批评：“高祖拨乱反正，受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乘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不可”。李治认为，唐高祖铸开元钱，在太宗贞观鼎盛之时都未更改，自己却铸新钱取而代之，恐违天意，便即令收回新钱复行开元，予以储存已作万代之法。可见造成乾封短暂的直接原因是改铸虚值钱导致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动荡，尽管迅急而停，但利益驱使，不法之徒仍私铸牟利，使钱币更趋泛滥。唐朝开元之初，在货币方面主要是私铸问题。尽管法律规定“盗铸者死，没其家属”，但是“私钱犯法日蕃”，“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则天长安中……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亦堪行用”。钱币私铸并非唐代特有，唐以前有之，汉代为重。可是唐前期私铸的缘由与前代不同，以前发生私铸、滥铸情况，均是由于封建帝王遇到财政危机时实施货币贬值政策，官府首先铸造不足值恶钱所致。民间仿铸牟利，造成“钱益薄小，百物踊贵”。自唐高祖铸开元以后，直到唐玄宗光天之际，只有高宗铸“乾封泉宝”提高名价，变相贬值。“私钱”和“法钱”相比，不具备无限法偿的权力。在“法钱”轻小的情况下，大量的“私钱”能在流通中被人们接受，而且未造成“物价踊贵”的后果，这个事实说明了在唐前期私铸的背后，早已孕育着钱币匮乏的萌芽，只不过还没有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乾封泉宝又是如何命名的？这得从唐高宗泰山封禅说起。泰山为五岳之首。历代帝王都要到泰山进行封禅活动，这种活动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所谓“封”，即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所谓“禅”，即在泰山之下扫除以祭地。可见封禅是礼仪的两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极其隆重的旷世大典。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到泰山亲自举行封禅大典，以炫耀他们的文治武功，企盼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率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赴泰山封禅，次年正月登上岱顶设坛祭天，又在泰山下社首山设坛祭地。为了纪念这次泰山封禅，唐高宗专门下诏改年号为“乾封”，并以此年号为名铸“乾封泉宝”铜钱。

一般人均误认为唐朝的第一个年号钱是开元通宝，其实这是不对的。开元通宝钱中的“开元”并非年号，而是取“开创新纪元”之意。而“乾封泉宝”才是唐朝的第一个年号钱。另外，它还是我国古钱史上第一个用“泉宝”命名的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