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马衡为故宫博物院长，又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但如我们在梳理马衡前辈的学术业绩时，第一个关注到的，是他对于中国近代金石学学科奠基的定鼎之功。《中国金石学概要》开风气之先，为后世我们金石学教学的必读之书。而与其他学者研究金石学多关注重鼎大器和丰碑巨额不同，《中国金石学概要》中有许多戈戟、铜镫、虎符等的叙述；其中尤为引世人关注的，是他对古代度量衡制度、和新莽嘉量的考释。度量衡中有斛、尺、权等。“度”为长度标准，区分为分、寸、尺、丈，引；“量”为容量标准，有龠、合、升、斗、斛；“权”为测重标准，分成铢、两、斤、钧、石；所有典章制度，首先由此而生。而金石学贴近社会民众的那一个最温情的侧面，不是重鼎大器，而正是这一类诏版、权量、度衡、戈戟等等小件器物。

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

“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尺，“量”相当于今天的容器，而“权”相当于民国前后我们常见的秤砣。在马衡先生的著述中，有这样一些文章的标题，比如《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竟是从“律”即音律开始的。度尺衡器量秤是从音律开始，这实在是令我辈错愕不已。《隋书•律历制》论尺，先从音开始：“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为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呂，以调音韵”，可见论尺先是从太乐八音不和开始的。又《独断》云“夏以十寸为尺，殷以九寸为尺，周以八寸为尺”，合王莽时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荀勖晋前尺，各种存世度器，皆有民间自铸和专官司铸标准器之分。以度器推之于量器、衡器，也有官铸与民铸之别，沿用日久，遂有纷乱差距之弊。故尔《礼记•月令》记载，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乃至小国，每年仲春二月或仲秋八月，日月夜分，必有一个行仪之法：曰“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有时一年之内而再行二、三次，以防各行其是，离标准相差太甚。查得《史记》在《商君传》中即提到商鞅变法，“平斗桶权衡丈尺”，此中“桶”即量斛之器也。又《秦始皇本记》“灭六国，一法度衡石丈尺”。其实在当时，不统一而差异即“不齐”乃是常态，而官府逐年推行官颁度量衡，尽量统一标准以为天下之规即“齐”，则反而是偶然个别之举。这统一度量衡，与“车同轨”“书同文”以及改封建为郡县之政治制度，其实是同一机杼，足可并驾齐驱，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极其深刻而决定性的历史涵义的。

刘歆铜斛

律，候气之管也；度，所以度长短也；量，所以量多少也；衡，所以秤物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认为“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典领条奏”，检诸秦汉，出于音律，是统一度量衡的最始发的原点，世传有“刘歆铜斛”，其实即新莽嘉量；那么依此推断，刘歆“典领条奏”以知钟律，他应当是朝廷首席音乐家，他同时又传世“刘歆铜斛”，又是制订度量衡的权威专家。这音乐家和度量衡形制专家能合于一身，足见律度量衡其实是四位一体，只不过“律”后来分为音律乐舞，成专门之学；而度量衡则仍为制度之应用，进入社会法治和体制层面上，代代嬗递，每个朝代都有正订、遵循、调试的官方标准举措。由此，我不禁想到，就像汉唐各代在文字长期应用过程中必然错讹百出，故隔一段时期都有＂正订文字＂的朝廷颁布官方标准的举措，汉代蔡邕有《熹平石经》、魏有《正始三体石经》，到了唐代则如颜真卿这样的大家世族还有《干禄字书》，这些订正文字的实质，与从战国秦汉时代度量衡的标准化统一的努力，其实是出于同一社会需求的。如果这一认识被认可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古文字学时建立起来的一套认知模式，当然也适用于对古代金石学中权量度衡的研究。

魏有《正始三体石经》拓片

马衡先生有《历代度量衡之制》一文，开宗明义，状金石学中古器物之度量衡，最为扼要：“度量衡为测验一切物品之标准。欲知物之长短，不得不资于度。欲知物之多少，不得不资于量。欲知物之轻重，不得不资于权衡”。

与一般传统金石学多注重钟鼎彝器和石刻碑志的惯有立场不同，度量衡之研究（包括诏版、戈戟、铜镜、钱币等用器），作为古典学问而言，当然首先属于金石学归属的大概念，但作为近现代“西学东渐”走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它就不仅仅是钟鼎彝器石刻碑志的大件重器，而有一个更贴切的名称“古器物学”——凡是为当时社会（部落、诸侯小国、地域等等）生活用途而设的、通常又不是大件重器而是小型日常物件的青铜器；当然还不限于青铜器，农具陶罐瓦灶木櫈以及锅碗瓢盆篓筐犁耕，只要是古代的用具，都可被纳入“古器物学”的范畴。当然，青铜器中的度衡权量，自然是最正宗的研究对象。记得先师沙孟海曾经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承担过“古器物学”的课程，我想其中必定会有度衡权量的内容——在“金石学”这个领域里，主持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和浙江省博物馆的沙孟海，作为前后两任西泠印社社长，在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度衡权量的研究方面，肯定是一脉相承、气息相通的。

下篇

青铜权、铁权、石权、青铜方斗、青铜尺、还有秦诏陶量、陶斗等等，在度衡权量的世界里，大部分青铜器物都会有铭文。铭文大抵作“诏版体”，是秦篆小篆的写法，但稍现自由纵肆之韵；与同为秦篆标准的《泰山石刻》《琅玡台石刻》《会稽刻石》以及宋摹《峄山碑》相比，是稍见随意但仍然保持篆书的基本样态。表面上看起来，度衡权量之类是一类不太起眼的实用器，平淡无奇，与青铜时代的重鼎大器如《司母戊大方鼎》《大盂鼎》《毛公鼎》《四方羊尊》《青铜冰鉴》等相比，似乎不足道。但也有收藏家对这些古器物意义上的小物件十分有兴趣。比如清末端方出任陕西巡抚，在任上竟收藏到铜铁权48件，还编成图谱发行于世。此外，传世《秦诏版》文字云“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诏版之文，传为李斯所书，与在丰碑巨额上书篆自然不同。不同的场合用不同形制，有青色铜质长方版片形、有铜质秦权四面皆刻环形、还有青铜方斗斗壁内刻形，都记有这段文字。诏版文字本为告示功能，并无实用，正规的秦诏版甚至在版片四角还有圆孔以供挂系之用，因此，它是只供阅示而不关乎度量衡的实用器具的。在严格的金石学分类中，秦诏版文字通常被归于篆书刻金刻石一类而与《泰山刻石》等等齐观，而不属于“古器物学”之度衡权量之用物。但检诸上举诏版文字，其中明记有度量标准“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讲的正是度量衡的制作标准必须“明壹”即标准统一，互相之间有密切关系，故尔我们仍然把它归于器物一类进行探讨。

秦诏版

一个刚刚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必然需要建立起一个庞大而有效的组织运作架构，而在此中，郡县与郡县、中央机构与地方、村坊与村坊，乃至人与人、家族与家族、行业与行业，都需要有一整套运行规则和互相间的沟通配合，守本循事，但这样的沟通配合，百般行为，皆须先有一个统一的、双方或多方皆须恪守的标准以为思考、行为和选择基础，那么度衡权量的存在，正是各方赖以取得互信的基础。甚至不妨说，正是这些铜尺铜量铜衡和铜权铁权石权的存在，才有了一个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如秦汉唐宋的辉煌历史。

新莽青铜方斗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王莽新朝的青铜方斗，其上有铭文，年款为“始建国元年（公元9）”。史书载王莽篡汉，废西汉孺子（刘婴），改国号建立新朝，都长安。在王莽而言，建立新朝后当然首先是建章立制，故尔官定“斗”“量”等标准铜器以供朝野之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文物中，“斗”“量”之器竟然数量上不多，所以弥足珍稀也。

秦铜权

甘肃省博物院则藏有铜权一柄，耀金灿烂，把手已被反复提摸而发乌，但权身仍然夺人眼目。其实，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权量已经是社会生活交易交流的必须用品。但秦始皇时代不一样，第一是秦时才有诏版文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这是一个时间节点。此前的春秋战国铜权，断无此文句，而且大多缺铭文。第二是周权之质只取铜铸；而至秦权，则铜权铁权皆出现，汉时甚至还有石权；证明秦汉以降，经济活动遽然猛增，组织管理更见标准而有效率，故尔权量的使用和相应的制造，自然也数量大增。河南宝丰有出土秦权，即为铁权，呈半球形，重三十公斤。上有铭文为秦始皇诏版篆书二十行四十字，考其年代，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一年（公元前221），显然是秦帝国新定统一度量衡标准，而与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筑长城、划一道路是出于同一理由。至于此权为生铁所铸，更是证明在青铜时代之后期，冶铁技术高度发达一一一从铸铜到锻铁，是中国文明的一大进步。而铜铁并用时期的存在，作为一个历史文明类型的研究，早已有过定论；我们的权量研究，也鲜明地佐证了这一史实。

清末文人金石家圈子里，以秦权形制墨拓为赏玩的风气益浓。我曾在一年前于本报《艺术典藏》专栏中发表过一篇《主题收藏之一例一一一大臣端方和他的秦权收藏》，其中谈到端方的权量收藏有48枚之多，集为《秦汉宋元明权量文字》一册，其中大部分是他在陕西巡抚任上（即“陈皋秦中”）收集所得。但我以为，这48枚权肯定不单是秦权；汉以下权应该有不少；又肯定不单是铜权，而应该有大量铁权石权，但无论如何，既是贵族皇亲又是巡抚总督还是旷代金石学家的端方，有此一册传世，还有大量的名人题跋拓片的流通于世，允推彼贤为大家、为权量收藏第一人，洵非妄语。

编辑 郑成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