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申报》连载了一篇奇文曰《保富法》，其文意在劝诫世道人心，不意数日间竟收到助学献金十七万余元，堪称一字千金，轰动一时。文末，作者做了如下总结：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二、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四、官极大，发财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为此，作者举了曾文正公（曾国藩）的例子，说他“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时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老屋外，在省中未建一间房，也未买一亩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总而言之，保富必须有智慧眼光，也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

《保富法》的作者聂云台系旧上海首任商会会长，同时也是曾国藩的外孙。那么，他是不是阿谀奉承、为自家长辈歌功颂德呢？当然不是。因为说到近代完人及其家族传承的话，放眼神州，这一两百年来恐怕还没有超过曾氏家族的。古语有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那曾氏家族长兴不衰的道理在哪里呢？

对此问题，曾国藩也同样有过思考与焦虑，其在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贸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造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为人父母，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很多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将门出虎子，而犬子亦多。对于子孙后代，曾国藩倒也算豁达，其表示：子孙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子孙若不肖，则多积一钱则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势必大玷家声。无独有偶的是，林则徐也有类似看法，“子孙若如我，要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曾国藩治家，重在“克勤克俭”。他曾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若其“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为此，曾国藩立训先立身，从自己做起，其为官三十余年，从不沾染官宦习气而坚守清贫朴素，平日里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则不增一荤，有时饭里杂有带壳之谷，他也要磕壳而食米，其俭如此。至于其穿戴就更简略，全部衣物总值三百两银子，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

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曾国藩律己甚严，对子女的要求也主要扣在“勤俭”二字。他曾教育子女，“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家事忌奢华，尚俭。”同治三年，其夫人、媳妇、女儿来到江宁督署，署内“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堂堂督署后院而终日纺车之声，贵为总督家属却须自纺棉纱，曾国藩治家之严，其家风之淳厚，由此可见。

对于子侄，曾国藩的要求更高更细，其在家书中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又说，“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下图为曾纪泽）

同治元年，曾国藩诫谕长子曾纪泽，“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膏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七年后，曾国藩又教了子侄辈一个具体的用钱办法：“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俊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曾氏家族却是个个成才，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家庭教育必为至要。曾国藩去世后，长子曾纪泽承荫出仕，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著有《对数详解》等；长孙曾广钧中进士而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如曾宝荪、曾约农等成为著名专家学者。

近两百年间，曾国藩及其兄弟家族绵延至今，有名望的人才如曾昭抡等高达二百余人，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此所谓，“一代苦、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曾氏家族何以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历史怪圈，今日之“二代们”，岂无可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