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为何提倡废除中医？对伍连德在东北防疫之事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为这些不受激将的中医感到庆幸，幸亏这些中医没去，否则真是九死一生。

在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哈尔滨第一次荡平疫氛之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4%;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有从业资格的医师(这在当时可都是全国的精英)20人，死亡1人……伍连德认为，中医对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清，诊查时经常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尽管接连不断的感染实例已经让他们见识了疫情的可怕，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预防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口罩。

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必须承认，那些追随伍连德去做防疫工作且殉职的旧医，虽无妙术，却不乏仁爱与勇气，他们在危险面前勇赴国难，值得后人缅怀，但有些拖后腿的旧医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有一些不知深浅的旧医，疯狂诋毁伍连德的防疫工作，屡屡欺骗民众，吹牛说他们能治愈鼠疫。要知道旧医其实是没能力诊断鼠疫的。每当有发烧并咳嗽的病人前来求诊时，他们总是说预后良好，并将诊金装入腰包，如果这个病人得的根本不是鼠疫，而是某种自限性疾病(疾病发展到某种程度后自动停止，逐渐恢复痊愈，如伤风感冒、水痘)，病人当然会康复，这就有的可吹了。如果这个旧医倒霉，遇到了真正的鼠疫患者，那结果就是医患两人双双毙命。在今天哈尔滨道外区傅家甸一地，当时就有7名旧医死亡。其中有一位自称是当地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他的老婆因为害怕家人被隔离，居然将他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针对当时的鼠疫，新医在治疗方面也无良策，但毕竟有效的防疫措施阻遏了鼠疫的蔓延。可就在那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乱世，牙缝里挤出来的防疫专款，旧医也要分一杯羹。伍连德负责防疫机构的经费预算，对每一笔款项都有详细说明，唯恐因为经费不足误了大事。

在1921年，也就是鼠疫死灰复燃第二次袭击东北时，有个很有影响的旧医团体，不知道怎么巧舌如簧地说服了道尹，由政府出资4000元，设立了一所鼠疫病房，采用中医疗法。这所病房于当年4月1日开张，由12位中医负责，每位每月薪资100元，应其所请，伍连德他们将10位已确诊的病人于4月1日至4日送去医治，结果全部病亡。4月5日这些不知深浅的家伙告饶了：别送病人了，我们治不了……这短短的5天之内4000元就打了水漂。

伍连德的首次防疫工作获得成功后，他准确地预料到了鼠疫再次流行的可能，积极着手组建现代化防疫机构，在鼠疫第二次来袭时，流行的范围很小，自此，鼠疫再也没有在东北肆虐过。

1911年4月，也就是在伍连德第一次成功狙击鼠疫之后，在奉天召开的鼠疫大会，他成了绝对的主角，天下扬名。也正是由于这一次与鼠疫的遭遇战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让伍连德深深意识到在中国改革旧医的现实迫切性，他在自传中写道：

“人们已经看到1910-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业绩，因而开始是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都郑重地尝试改革上千年的旧医体制，正式承认新体系最有利于国家的需要。”

1911年，抗击鼠疫时，在傅家甸内成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在1929年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阵容强大的委员们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而伍连德正是这18位医界领导人之一。伍连德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伍连德的一生，举凡创建医学会，东北狙击鼠疫，建立检疫制度，推进医学教育等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唯有参与废除旧医这一事，未能达成所愿，甚至直到他倡议创建的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第100年，在中国取得医学诺奖零突破的2015年，有关中医的论争居然仍在继续，倘若这位国士在天有灵，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