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绪)皇帝发出《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戊戌变法，可惜这个“百日维新”却是速兴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场变法为何最终失败？它给中国带来什么？120年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请继续跟随历史学家唐德刚穿越“历史三峡”，探寻历史真谛。

“公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36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15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做“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1894（甲午）及1895（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就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1894这一年慈禧太后（1835—1908）虚龄60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30余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麇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1895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1895年4月22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18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连署者多至1200余人。5月2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18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了。

人民问政的开始

公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未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赔。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做统计，自甲午（1894）至辛亥（1911）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也。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幸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高干子弟”（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高干子弟”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受的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

清末除高干子弟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张謇（1853—1926）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孙家鼐，都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高干子弟之父就更不必提了。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1895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高干子弟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师傅宰相对他折节若此。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做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他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

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除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2000元，加入做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伙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1895年10月29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20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1896年1月12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21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1837—1909）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地支持和诚恳地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里是张之洞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清朝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儿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1836—1903）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勿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1894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20世纪50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ideology）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1896年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对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1897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戊戌变法变法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