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前言

110年前的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为在日的留学生讲授《说文解字》。今天，正值太炎先生去世82周年，也是章太炎在东京讲授《说文解字》110年，我们编发王宁先生撰写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前言，一起纪念这位国学大师。

这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太炎先生一九〇八年四月至九月在日本讲授《说文解字》的课堂实录，根据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鲁迅）三人现场所记和事后整理的笔记整合在一起编排。这份《笔记》记录了太炎先生研究《说文》的具体成果，反映了太炎先生创建的以《说文》学为核心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思路与方法，也记载了三位原记录者向太炎先生学习《说文》的经历，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难得的原始资料。为了使更多的读者了解章太炎先生二十世纪初在日本讲《说文》的背景，认识太炎先生《说文》学的重大意义，了解本书材料的真实性和整理的过程，在本书付梓之时，我们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一

章太炎（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初名学乘，改为炳麟，又曾名绛，字枚叔，太炎本是他的别号，章氏的弟子、后学和仰慕者都以这个别号相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位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民主革命史上的巨擘，生活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的前夜，世界的进步与中国政治、经济的腐朽、落后产生了尖鋭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也在遭受清王朝的阉割篡改和西化的冲击而面临危机。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家肩负着完成革命和推进国学的双重任务跃上时代的高峰，他一方面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激越的思想站在反对民族压迫、推翻封建帝制救亡图存的斗争前沿，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创新的国学思想与实践站在走向峰巅的乾嘉经学、史学、文学和“小学”的学术制高点上。太炎先生一生的成就十分丰厚，这些成就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独创的风格与形式，在近现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太炎先生有着独特的学习经历，他少年时代从父亲章浚和外祖父朱有虔（左卿）读书，一八九〇年父亲去世后，则到杭州诂经精舍从学术大师俞樾学习经史，其间曾问学于黄以周、孙诒让、谭献等朴学家与文学家，在打下乾嘉学术根底的同时，也接受了明末清初乾嘉学派开创者顾炎武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太炎先生来说，革命志向与学术探究来自同一根源，在他的头脑中融为一体，毕生未能分离。

为了说明太炎先生一生的活动与著述是将革命与学术融为一体的，这里将他一九一一年以前的行年略述如下：太炎先生一九〇〇年反对唐才常“勤王”而与清廷和保皇派决裂，割辫革命。一九〇一年遂赴苏州，至东吴大学发表关于国学教育的演说；同年发表《正仇满论》，遭到俞樾反对而作《谢本师》。一九〇二年避难日本，回国后删革《訄书》，同年着手编写《中国通史》。一九〇三年应蔡元培邀请至上海爱国学社任教；同年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并与邹容为《苏报》事件法庭抗争。一九〇四年因革命入狱，受尽虐待，却在狱中阅读《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等书籍。一九〇六年出狱赴日本加入同盟会，接任《民报》总编辑与发行人，与孙中山、黄兴共商革命方略；同年举办国学讲习会，作《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等演讲，在《民报》发表有关思想道德方面多篇论文。一九〇七在《民报》发表《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等论文；同年撰《新方言》连载于《国粹学报》。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揭露清廷伪立宪，发表多篇尖鋭犀利的论文与时评；同时开设讲座，讲授《说文》及《庄子》、《楚辞》等典籍。一九〇九年继续在东京讲学，撰写《庄子解诂》、《小学答问》，完成《新方言》；同年撰写《伪民报检举状》，斥责汪精卫。一九一〇年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再次修订《訄书》；同年在《学林》杂志上刊登《文始》和《封建考》、《秦政记》、《秦献记》等一批重要的学术论著，当年还撰写《齐物论释》，编定《国故论衡》并在日本出版。一九一一年仍在东京讲学，听说武昌起义消息，停止讲学，以中国革命本部名义在东京发布《中国革命宣言书》和《致满洲留日学生书》，上海光复后回国。这里列举太炎先生辛亥革命以前的活动与著述概况，不能表达其贡献的万一，为的是说明太炎先生一方面为了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事业奔走呼号，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最猛最力者，取得了反清革命的首席代言人的地位。鲁迅先生说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评价是不过分的。而另一方面则不停顿地从事学术研究，产生了许多深刻精湛的创新论著。这两方面的行动逐年逐月齐头并进，相互激发，正是太炎先生将革命与学术融为一体的明证，不仅辛亥革命以前如此，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更为复杂，太炎先生经常处于险境，但他一直初衷未改，从来没有停止学术研究和国学传播。革命与学术融合，成就了太炎先生革命活动的特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家众多，太炎先生并非唯一与第一，但他的贡献十分独特：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问家，他以史为鉴，极为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他的革命思想不仅着眼在制度的革命，同时在更深的层面上，关注着民族精神的振兴和社会文化的变革，对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和新道德有系统的理论和全面的设想，是文化变革和思想建设的领军人物。在这方面，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他匹比。

革命与学术融合，也成就了太炎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在新的时代，太炎先生以极大的热忱为革命和建设来治经治史，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民报》第六号）的口号，他深刻地阐述了国学与立国的关系。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民报》第七号）他以宏扬国粹、振兴民族精神为己任，曾在《癸卯狱中自记》中自负地写道：“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絶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文录初编》）这种忘记个人安危、将国学存亡系于己身的高度的责任感，至今仍使我们深深感动。一九一一年以后，他在西学至上、国学衰微的狂潮中坚守国学阵地，最终的目标是要辨明民族大义，弘扬中华文化，建立爱国信念，培养国民道德。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与传播，是他从精神层面救国图强方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他创建新型民族文化的宏伟目标紧密相连的。

二

太炎先生的学术恢宏博大，涉及面非常广泛。他博通经史，占领着国学诸多领域的前沿，同时或精研或涉猎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科学论著，吸取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有用的营养。在论及近现代学术史的许多学科时，都免不了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学术最基础的根底，是国学中的“小学”。

太炎先生的“小学”是乾嘉学术的直接继承。一九一四年，他修订《訄书》，更名《检论》，在《清儒》一篇中，他梳理了乾嘉“小学”家传承的脉络。他说：“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音）》、《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在批评了顾炎武以后的一些学者“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之后，他又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震生休宁，受学婺原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例，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㐱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这里梳理出的乾嘉“小学”发展主线，以顾炎武为开端，相承的吴、皖两派，又以皖派传承为烈。戴震师承江永，二人均为太炎先生所崇敬，戴学的传人中又以段、王成就最高，而俞樾与孙诒让直接继承王念孙，时间则居于最后。太炎先生师事俞樾七年，又直接问学于孙诒让，这种经历已经从学术渊源上确立了他乾嘉学派殿军的地位。

太炎先生的“小学”继承以顾、戴为代表的乾嘉主流学派，是他自觉的选择。他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除了仰慕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学术上取得的极高成就以外，还因为他们的崇高品德与思想境界是太炎先生十分崇敬的。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太炎先生从幼时就紧紧追随的人物。亭林原名绛，太炎先生也曾自名为绛，他号为“太炎”，也与亭林的大名“炎武”有关。顾炎武为明末人士，立志排满，不仕清廷。他的治学目的在明道救世，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治学方法主张立根基、重创获。他树起“经学”大旗，就是要用「小学」和经学来保护民族意识，以达到警醒国人，排满抗清，反对民族压迫，抵制文化专制的目的。他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提倡“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以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高贵的品德都为太炎先生全面继承、终身不渝。戴氏之师江慎修深知民族大义，淡于功名利禄，授徒数十年，不仕清朝，正与太炎先生的志向一致。戴震更是清代杰出的思想家，他治学志在闻道，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既重广博又以追求精专为最高目标，注重汉学师承又鋭意创新，在考据的基础上阐发义理，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这些都在太炎先生学术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其实，自晚清以来，乾嘉学派初期那种带着明确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的经学、“小学”研究，已经较少见到；迫于清廷文字狱的压力，埋头梳爬故训、“为考据而考据”而不问是非的学人渐渐增多，仅靠权势附庸风雅的半官半学的编纂也挤进学坛，甚至迎合统治者毁藏篡改典籍的不义文徒也不乏其人。太炎先生越过当代的低谷而迁于乔木，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学术研究与爱国思想相结合的精神，正是直接衔接着顾炎武、戴震等乾嘉主流学派高峰时期的治学特点的。在这种背景下，太炎先生“谢本师”的举动，是不难理解的。

太炎先生“小学”上的成就不是仅仅承袭前人，而在接受了时代精神的陶冶，经历了深入缜密的思考，吸收了西方科学思想后，有大量的创新和突破。他把附庸于经学的旧“小学”改造为独立的中国语言文字学；他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方法论，关注事物的联系，摆脱了繁琐的微观考据，并吸收了逻辑学的推理方法，体会到“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的道理。他深化了古人“因声求义”的传统方法，开创了建立在音义系统基础上的汉语词源学……他是踏着前人脚印走出前人地域而超越前人终点的学术巨人。

三

太炎先生的“小学”又是以《说文》学为基础的。根据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谱，他一八八四年十七岁时初读《说文》，十八岁“知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开始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郝懿行《尔雅义疏》，懂得运用《说文》、《尔雅》以说经。一八九〇年入诂经精舍后，写下大量的课艺，例如《膏兰室札记》三卷、《诂经札记》、《春秋左传读》等，都是当时的成果。这些考据文章虽然只是当时的作业，太炎先生生前一直认为仅仅是“略识微言”、“随顺旧义”、“时时改文立训”而“自觉非当”，一直不肯正式刊行，也从未收入他自己的论著，这些课艺都是他去世后才收入全集的；但细读起来，已经可以看出他运用《说文》和《尔雅》解决经史问题用心之良苦。三十岁以后，太炎先生的《说文》研究渐渐深入，他在认真学习继承乾嘉“小学”之后，舍弃了乾嘉旧路，对《说文》比合全文，穷尽系联，追根溯源，采用了超越前人的系统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代表太炎先生《说文》学最高成就、比较集中体现他的学术理念的，是他的三部代表作：《文始》、《新方言》和《小学答问》。他曾经宣告自己写作三部语言文字学代表作的动机说：“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国故论衡•小学略说》）——“明语原”、“见本字”与“一萌俗”，充分体现了太炎先生用语言文字统一民众思想、激发爱国热情的强烈愿望，而这三部著作，都是在《说文》基础上写成的。

太炎先生的《说文》学，有四个重要的特点，由于《说文》学即是太炎先生语言文字学的核心，所以这四个特点也就是太炎先生语言文字学的特点：

第一，民族的。太炎先生虽然也吸收了西学的一些科学的方法，但他清醒地认为，语言文字有独特的民族性，研究语言文字不可一味追随域外。他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他又说：“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术次第》）正因为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它才能起到“激动种性”的作用。也正因为语言文字和历史是具有民族特性的，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学才必须在自己本国创建，用中国特有之方法。“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不可以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国故论衡•原学》）

第二，语言的。早期中国传统“小学”注重形体，本质上是“字本位”的，所以古代没有典型的语言学，只有从“小学”生发出的文字学。太炎先生受到乾嘉学者音韵学的影响，又受到西方古典语言学的启发，认识到音韵训诂本为一体，也就是说，词语的意义首先是与声音结合，然后才与形体结合，音义系统是第一性的，形义系统是第二性的。因此，他从重视形体的表层研究深化到以声音为线索的深层研究。他在叙述自己学术理念转变的过程时明确说：“三十以后有著书之意……及亡命东瀛，行箧惟《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二书。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说文》，久之，觉段、桂、王、朱见俱未谛。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又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语言有所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由此寻索，觉语言统系秩然。”学术理念转变后，太炎先生进一步寻找统帅这个语言统系的操作方法。“转注假借”的概念给了他一个抓手。他进一步明确：“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好之甚深，终以戴、孔为主。明本字、辨双声则取诸钱晓征。既通其理，亦犹所歉然。在东闲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余过，乃知戴、段而言转注犹有泛滥，繇专取同训，不顾声音之异。于是类其音训，凡说解大同而又同韵或双声得转者，则归之于转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申之义也。”（《自述学术次第》）

第三，历史的。在利用声音探求语言的过程中，太炎先生已经认识到“语言有所起”、“义率有缘”而“统系秩然”，就必然要去进一步追究这个有秩序的统系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在深究这个问题时，他认识到积淀在《说文》中的九千多字代表的词语，并不是共时的产物，而是历时孳乳的结果。他说：“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自述学术次第》）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他设计了“语根”的概念，订立了“孳乳”、“变异”两大条例，以声音为线索，撰成了《文始》一书，其目的是想寻求积聚在表层平面上的由汉字负载的词语深层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始》是汉语词源学的初创之作，虽从微观的字词关系考察，颇多疑义，显然不很成熟，但太炎先生旨在将《说文》平面的形义系统重组为历史的音义系统的理念，实在是难得的创新，他为传统“小学”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语言学发展，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也为《说文》学走向现代迈出了极有意义的一步。

第四，理论的。太炎先生在发展《说文》学的过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学者繁琐的考据，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学精神，把中国语言文字学引向理论的探讨。他继承“小学”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求实作风，善于从大量语言文字材料中归纳条例，但也多次表明要明其条例，贯其会通，要其义理，探其根本。这是他的语言文字学能够较好地与现代语言学接轨的重要原因。

《新方言》手稿

四

一九〇三年，太炎先生因宣传革命、发表反满言论被捕，清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判章太炎与邹容监禁三年。两人在狱中受到虐待，不屈不挠，絶食抗议。一九〇五年，邹容惨死狱中。一九〇六年，太炎先生出狱，在同盟会的保护下东渡日本避难，并从事革命活动。与革命活动同时，太炎先生多次举办国学讲习班，一九〇八年四月至九月，太炎先生在给留学生开设国学讲座之余，又为朱希祖、钱夏（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龚宝铨、许寿裳、朱宗莱、钱家治等人单独开设一班，专门讲授《说文》。本书整理的《笔记》，就是这几次讲授的记录。

关于一九〇八年太炎先生东京讲习《说文》的内容与课堂情形，当事人或撰文回忆，或有日记传世。这里将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加以引述：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曾提及这次讲座说：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追记“从章先生学”的情况时说：

又说：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起听课情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事，逐次记载了这年讲《说文》的进度，最为详尽：

黄季刚先生是太炎先生《说文》学的直接继承人，而且终身追随太炎先生研究“小学”，并有《说文同文》补足《文始》，以《蕲春语》回应《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受业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三十一期）评述了太炎先生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庭，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絶，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絶，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当年在东京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学生有百数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报社特别班的几位。许寿裳记道：“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许寿裳《章炳麟》）太炎先生这些弟子，不论是新学派还是国故派，后来多成为大家。太炎先生对这批弟子有如下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以上几家所记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时间、地点、主要听众与当时情形，大致相同，一百年前这件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得以存其真相。这些记载，对我们此次整理《笔记》，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五

本书用来整理笔记时，见到的原始材料共有四家八种。计朱希祖的笔记三套，第一套二百二十三页，第二套二百二十七页，第三套三十五页。钱玄同的笔记两套，第一套三百三十六页，第二套七十七页。鲁迅的笔记二套，第一套十六页，第二套二十七页。许寿裳的笔记一套，一百六十二页。整理时，我们只用了前面三家七种。许寿裳笔记一套，藏北京鲁迅博物馆，有《说文转注考》七页，《说文部首》六页，正文一篇上至十四篇下一百四十九页，共六册。许氏在《纪念先师太炎先生》明言他只是参加了《民报》班听讲，并说：“我听讲时间既短，所得又极微，次年三月，便因事而告归耳。”这套笔记抄写极为工整清晰，篇目虽全，总量却很少，内容只撮其大要，且多与朱希祖第一套笔记一致，显然是后来转抄摘录的第二手材料；加之未能征得捐赠者的同意，故整理时未加采用。

钱玄同笔记两套，第一套十一册，各册封面依次署有“东潜、胡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