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挺的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本文根据叶挺将军第二子叶正明生前回忆，详述了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叶挺 “自动脱党”真相。

广州起义的正确主张被否定

1927年的12月7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会议将起义发动日期定在12月13日，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总司令。

然而，在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正像起义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回忆时所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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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在综合研究了当时起义的形势以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后，找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汇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要把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依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许多年以后，叶剑英、聂荣臻都指出：本来在11日晚就可以采取措施将部队撤出，那样起义就会取得很好的结果，可惜叶挺的主张得不到采纳。

受指责前往苏联申诉未果

大约在1927年12月20日，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七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七人之列，决议中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销，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责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科斯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销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和排挤。

后来，他怀着一种忿忿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自动脱党不像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兜了一个圈子去了香港，因为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到澳门看望叶挺的任务。党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之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编第四军”，并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叶正明说：“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一定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的，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才对。谁知我父亲在接受任命后，不但没有去看他，反而先于副军长项英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在某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后谈到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但叶正明说此说不确，“自动脱党不像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叶正明回忆：叶挺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但毛主席也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

父亲服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