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奋六世之余烈而一统华夏，车同轨书同文，万代皆行秦政治，可以说秦之一统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华历史发展的整体基调；然而一统华夏的秦王朝却二世而亡。要知道秦奋六世之余烈指的是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之间的六代君主，而在此前秦国已立国已有四百余年。为什么秦国从商鞅变法算起就历经六世君主的积累才得以一统华夏（这还不算之前四百余年秦国历代先君的开拓）？为什么六世之余烈而一统华夏的秦王朝只用了两代人的时光就轰然倒塌了呢？秦的崛起和灭亡究竟对我们今天有何启示呢？在下谨就个人观点为大家阐述于下：

强国之道在于改革创新——秦在商鞅变法之前积贫积弱，为列国欺凌歧视，甚至连门户函谷关也被魏国所夺，一时间秦国被牢牢锁死在关中平原。商鞅变法通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从而打造出中央集权政体，避免国家内耗；以军功爵制打破秦国上下的阶级尊卑秩序，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条晋升渠道，使他们充满了为国建功立业的激情；以奖励耕战的政策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改革创新之难在于如何如何突破固有观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缚——商鞅变法时甘龙、杜挚曾说过“没百倍之利不变成法”，这是因为任何改革都需要经历相对漫长的转型阵痛——在改革初期不仅一时难以见到成效，更有可能还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大家已到手的利益，而这种放弃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走出这一步的。变法后的秦国打破了原本存在于秦国贵族和百姓之间的阶级壁垒，完全以军功晋升官爵从而为那些毫无政治根基背景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空间。与此同时秦国君主和这些新提拔起来的寒门子弟组成政治联盟打压世家贵族势力，从而强化中央集权。问题在于：当这些寒门子弟晋升高位之后就在秦国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职业官僚集团。相比传统的世家贵族而言：职业官僚集团在其发迹的早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世家贵族那样的政治根基，只能通过政绩来取得君主的青睐和百姓的认可，这时他们积极推动变法强国；然而当他们大权在握之后就日益走向变法改革的对立面。为什么在大秦一统华夏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李斯那么轻易被赵高拉拢成为秦王朝的掘墓人就是因为不愿放弃到手的既得利益。可以说秦国的崛起是因为职业官僚，而灭亡同样是因为职业官僚，原因无他——既得利益使然。商鞅变法的核心在于一个“变”字：没任何制度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任何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更张损益，也就是所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如果一味因循守旧，即使是曾给国家带来再大好处的制度也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阻碍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战争绝不是简单的两军对垒，而是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秦之所以能一统天下不仅仅在于有一支虎狼之师，更在于秦的综合国力远超六国：奖励耕战的政策使秦国在粮食的后勤补给上力压六国；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使秦国得以对主要战略对手进行分化瓦解，从而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废分封行郡县使秦国国内政治不像六国那样充满内耗；从长平之战中秦国对赵国使用反间计来看：秦国是在赵国安插了大量情报人员的，尽管正史上缺乏这方面的记载，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秦国和六国的正面战场之外秦国还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隐形的情报战场......我们读史书往往关注的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然而实际上秦国在一统华夏的过程中早已综合使用经济战、外交战、情报战等多种手段打击自己的对手，同六国交战的绝不是秦军而是秦国。那么今时今日呢？尽管表面上这个世界看起来还算太平，然而事实上各国之间的经济战、外交战、情报战从来就没停止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隐形的战场尽管不见硝烟，但同样关乎国运。

人才是兴国第一要义，而人才的选拔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在秦国的崛起道路上商鞅、张仪、范雎、白起、吕不韦、王翦、蒙恬、李斯......一代又一代人才前仆后继推动了秦国一步步由弱到强，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成就了大秦帝国的霸业。那么选拔人才又该依据什么标准呢？个人以为：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处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别人评头论足，却不屑于去实际从事某项具体工作，那不过是空谈误国的清流而已，必须永远记住只有实干才能兴邦；如果一个人能力出众，却没任何原则底线，那就意味着他可以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择手段，在他眼中一切都是可以用来出卖的——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李斯，那可是为大秦一统立下汗马功劳的，然而李斯却欠缺为国为民的公心，而是始终热衷于个人的出人头地，甚至不惜为此与赵高合作，最终扮演了大秦掘墓人的角色。

变法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