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将军，福建武平县湘店大洋泉村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将军潇洒英俊，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故空军流行口头禅：“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

1948年9月25日，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前夕。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将军忽闻报，国民党将由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将军急令东北野战军八纵炮火封锁锦州机场，以阻其进。次日，八纵司令政委回电请示曰：“锦州有两个飞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无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该封锁哪个机场？”将军阅报大怒，打电话斥之曰：“你们两个饭桶，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

1951年，空军五航校教员刘登机驾驶飞机炫耀飞行，向某地集市俯冲，撞山，致机毁人亡。刘亚楼闻之，大骂“空中流氓”，并建议空军党委给予空军分管训练的副司令员处分。

罗维道将军言，1964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击落国民党U-2型飞机后，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地方省级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将军当众夺话筒，怒曰：“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

刘亚楼将军治军极严，且铁面无私，下级畏之，同级畏之，上级亦畏之。东野部队某领导，为老资格红军干部。某日，乘火车迁往后方佳木斯，随车装有立柜、梳妆台、沙发等公物。其时，东北局规定，凡迁往后方人员只准携带随身衣物及生活用品。车站人员上车检查，该领导大发雷霆，挥拳打人。忽闻刘亚楼到，该领导急蹲车厢一角，向隅埋首。将军示目挥手，数士兵一拥而上，将所有公物搬走，该领导面红耳赤，连大气也不敢出也。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一度破裂。其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将军则大唱反调：“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工作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毛泽东闻之不悦，召刘亚楼进中南海。毛泽东斥之曰：“刘亚楼，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刘申辩曰：“我这是坚持科学。”毛泽东讥讽曰：“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毛泽东不理将军数月。将军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劝“架”。毛泽东大手一挥，曰：“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

刘亚楼将军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将军即斥之。刘亚楼将军勤学习、爱思考、善分析、长归纳，军事干部有政治家头脑。1964年7月7日，空军某部二营一举击落美国的U-2型飞机。按惯例，此事只须写一捷报上报中央军委即可。而刘亚楼将军则大做“文章”，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报告将二营新中国成立后四战四捷概括为：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毛泽东阅后大喜，挥毫批曰：“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1950年5月，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当时对外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聂凤智任旅长。新中国第一支航空部队， 何故名为四旅？刘亚楼将军曾对聂凤智将军言：“我已考虑好久，还是叫四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思想。”同时，刘亚楼将军还决定，空军部队的首位番号，如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都虚位以待，将来谁打得好，就留给谁？

刘亚楼将军重仪表，爱整洁。衣冠合体，领扣不松。衣角、袖口、领口不容半点污渍；军衣、便装、西服，不见丝毫皱褶。按时修面、理发、剪指甲。威风凛凛，风采烁烁。某日外出，上车时，将军忽转身急回屋，盖见袖口有一点斑渍而换衣也。

某年，刘亚楼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古巴的国庆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不少国家代表团成员解开扣子，脱掉外衣。将军则下死命令一道：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故中国代表团成员自始至终精神饱满，举止文明。古巴主席卡斯特罗赞不绝口。

1964年8月，刘亚楼将军由罗马尼亚回国后，深感疲倦，体力不支。经医生检查方知：肝硬化已至晚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闻之大惊，高级干部定期检查身体制度由此始也。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