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孙立川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为一代国学大师，当代硕学。2011年7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其于1978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就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饶公的一个最高之肯定。饶公学贯古今，赅博中外。先生有天生禀赋，幼称神童，八十余年如一日，浸淫于文、史、哲、艺之中，虽未入过大学，却在海内外黉宫高校执教大半生，桃李满天下。先生治学范畴广博，精通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考古学、版本目录学、古文字学、宗教史、古音乐史等。已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钱仲联教授不仅对饶先生的学问评价之高，且对其诗文、书法、绘画等艺术建树也极加推许。他说：“今选堂先生之文，既有观堂、寒柳融贯欧亚之长，而其精通梵文，亲履天竺，以深究佛学，则非二家之所能及。至于文章尔雅，二家更将敛手。”又指饶公所撰论文“沉沉伙颐，新解澜翻，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观观堂、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九州岛百世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①

饶公在文学创作与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公认的不世出之大家。黄苗子先生及池田大作先生均称其为东方的达·芬奇。季羡林先生赞曰：“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岛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诗词，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摰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欲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②可谓十分中肯的评价。

同时，饶公的书法、绘画、文艺理论、琴艺等也并称为旷世之才具。钱仲联教授曾当面对我说过：“饶先生能诗善文，成就很大，环顾近代中国学术界学问大家有不少，但能如饶公善书画者，则寥之可数，而当今之世，似无人可及也。”关于饶公在艺术上的贡献，已有众多评论家予以推介与评价，此不赘述。

笔者自一九九三年移居香港之后，有幸追随饶先生多年，经常得饶公当面指点，并亲身见证了饶公的许多学术成就及身兼数长的艺术硕果，耳提面命，何幸之有也？！笔者因闲常向饶公请教时，常谈及闽南文化，故不揣浅陋，略就饶公对闽南文化的精辟之见解作一介绍。

(一) 对有关泉州海外交通史之新发见

在饶公的学术视野中，首先是中土文化，而后是因中国文化而及亚洲文化、世界文化，他曾应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源流，季羡林先生就指出：饶公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启发。在煌煌二十卷《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有“中外交通史”、“潮学”卷及历史、华侨史、宗教语言等篇幅，时见有涉及福建文史之研究的文字，再加上饶公出身潮州，与福建毗邻，潮语与闽南语为同一方言系，文化、习俗上多有关涉，因此，饶公对于福建的文史亦多有探赜及研究，且屡发人未发之所见，今举其荦荦大端略述一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泉州为著名宋元世界贸易大港，又被誉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历来为研究中国海上交通史的重镇。因海上贸易之发达，早有大批阿拉伯人来泉居住，甚或入宦。以宋末元初蒲寿庚最为著名。1972年5月，文莱博物馆在文莱市爱丁堡桥头路旁一马来人坟山中发现一块华文古碑，后经美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与马来亚大学陈铁凡教授联袂去东马访古，椎搨拓本，碑文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景定甲子即宋理宗五年（公元1260年）。

因饶公曾任新加坡大学首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在星执教期间，大为注重搜罗、考证东南亚碑拓金石，著有《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等，所以陈教授寄示此一拓本给饶教授，请为鉴定。饶公写下了《文莱发见宋代华文坟碑跋》③的长文，引用大量有关资料，条分缕析，详加考证。

首先，饶公针对碑文上的“有宋泉州判院蒲公”入手，墓主既是南宋理宗时代官员，虽未署其名，与当时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可有干系否？蒲寿庚自淳祐五、六年（1245）起至德祐间（1275）长市舶司前后共30年。寿庚以战功在宋末升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后任泉州市舶使。市舶司亦即宋代的“中国海关”。文莱华文墓碑“正立于蒲寿庚泉州任内，时寿庚尚未降元。”（同注3，见饶先生此文）

饶公引用《宋史》、《宋会要》、《蒲寿庚考》等资料来加以论证，指出通判依宋官制为副知州，又说：“此墓主官衔为泉州判院，其人虽未必是泉州通判，但必是华化的阿拉伯人而且为回教徒，故为蒲姓，惟是否为蒲寿庚族人则不可得知。以年代推之，当是蒲寿庚为泉州市舶使时曾任泉州官职。”清初举人蒲奇成所修《蒲氏谱》曾云：“夫人蔡氏生三子：寿晟、寿宬、寿庚”。可见蒲寿庚已是在泉居住的外国混血儿。

关于蒲氏家族，饶公还有另一个考证，是有关蒲寿庚二兄寿宬的生平之考：

蒲寿宬，泉州人，系出西城，信奉回教，初官右职，咸淳壬申（八年）知梅州。《八闽通志》云“宋季益、广二王航海至泉州，守臣蒲寿庚据城不纳，皆出其兄寿宬阴谋。寿宬佯着黄冠野服入法石山下（按：今泉州丰泽区东海法石，离后渚港不远），自称处士，而密令寿庚纳款于元。”饶公又引《大明舆地名胜志》之《泉州志胜》来加以左证蒲寿庚弃宋投元实出于其兄之谋，《志胜》云：“寿宬授知吉州，不赴，劝寿庚据泉州以降元。”

蒲寿庚主泉州时正是宋元之交，他拒宋王而归降元朝是泉州地方史，亦是中国历史上一著名事件。饶公引用大量史料，尤其是闽南地方史料来作分析，可见他对闽南历史的史料娴熟于心，信手拈来，论据充分。另外，他对“蒲寿宬有否中元朝的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赐状元及第”一说的稽疑，也令人折服。

此外，他以大量史料指出，“唐宋时，勃泥（即文莱）及三佛齐（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一带）人多蒲姓，且与华屡有交往。《唐会要》卷一百已载有“（唐哀宗）天祐元年（公元904），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栗宁远将军”。《宋史》四八九《勃泥传》记有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7）勃泥人贡龙脑，其副使名“蒲亚里”，等等。“南宋又有大食人巨商蒲亚里。留居广州之事，其名与北宋初勃泥副使蒲亚里相同”；同时，饶公又指出：“可见宋时蒲姓分布于广州、琼州，多从占城（安南）而来者。蒲寿庚先世的由来，德化《蒲氏谱》与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所记不同。前者谓寿庚之父自四川迁入，后者则谓寿庚之父终居广州，寿庚子孙则居福建泉州。按《德化谱》谓一世为蒲孟宗，既误宗孟作孟宗，显然出于攀附，故从四川迁来一说，恐不可信。”

文莱宋碑墓主是否蒲氏家族的成员呢？饶公举出一例，指《宋会要》历代朝贡，记“‘（绍兴）六年八月，提举福建路市舶司言，大食蕃客蒲啰辛状，谓自就蕃造船一只，广载迤逦，入泉州市舶。’此又另一泉州阿拉伯番商姓蒲的，和蒲寿庚一家，应该没有甚么关系。”

那末，这位蒲姓通判究为何人？“此碑出于马来人坟山丛密墓碣之中，惟用华文书写，字体浑厚雄肆，想是出自宋季福建书法名家之手。其为宋碑，绝无疑问。墓主生前官职是泉州判官，而有墓在文莱，可见其人或先代必兼营海舶，子孙则在文莱。如彼卸官后，尝随舶返勃泥，殁而葬于此，则其长男立墓碑，何以不书其讳……颇疑心这是衣冠冢，即其人殁时仍在泉州，而由留居文莱的后人立墓碑，以垂纪念，亦有可能。”饶公在另一篇文章中指此碑的“蒲公”乃大食国人（古代指阿拉伯、波斯人）。

“勃泥以出产龙脑香著名，周密《癸辛杂志》续集下，记『泉南巨贾南蕃国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其家富甚，凡有海舶八十艘』，癸巳（1293）岁殂。此事在蒲寿庚殁后九年，泉州蒲姓有关系的贾人，尚拥有海舶如是之多，这位曾任职泉州判院的蒲公，很可能直接来自勃泥，和宋初的蒲亚里一样，惟因入仕于宋，故用华人题墓碑，又因其为回教徒故葬于马来人的坟山。”

这个推理以大量不可辩驳和史料，坐实了这个文莱人蒲氏墓主人的来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考证之篇什。对于这块宋碑的历史意义，饶公还撰有《文莱发见宋代华文墓碑的意义》一文，刊于《新社季刊》第四卷第四期。

然而，饶公不满足于实证出其人的研究结论，他进而将之推及到中外交通史的大命题下，且对之提出了新的史料以探讨伊斯兰教究竟何时传入勃泥，与当时的中国佛教又处于一种甚么关系？

这块宋代墓碑的发现也改变了文莱的历史，一是将华人到达文莱较前人推定提早了一百年；二是向来的中国史学家，均据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所说勃泥其时仍崇信佛教；明洪武年间的《勃泥国入贡记》中亦谓其国事佛甚严等资料，认为至明时回教势力尚未传入文莱。饶公指出：“今观华文景定蒲氏墓碑，乃出现于马来人坟山上，可见十三世纪的勃泥，事实应该已有回教徒了。”

泉州学者吴文良先生生前编撰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被公认为保存了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料。但过去仅知碑刻有蒲氏的文献，只有吴著收入的泉州明永乐十五年五月镇抚蒲和日为郑和往西洋忽鲁谟厮诸国所立的碑石（参见是书第57页）。文莱宋碑的发现，时代更在其前数百年。饶公认为，此碑刻可补吴著之缺也。

此外，饶公又对泉州地方史补充了二条极重要的史料。一是他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上载解放后所发现宋碑《兴化军祥应庙记》中的：“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朞年，获利百倍……。”因指此文可为三佛齐与泉州在南宋初期船舶往来之史实增一例证。

在这篇论文的第二部份，饶公进而补充了他见到的一份有关蒲氏在泉州的资料。他曾于台湾的中央图书馆得见清代魏锡曾的《非见斋碑目稿本》，其中有蒲力目的石香炉题刻，该炉立于泉州承天寺中门外，其铭略云：

“泉城县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时大元至正丁未年四月吉日，化主实裕。住山实和敬题。”

此碑立于元至正（公元1367）间，这位蒲力目当然是阿拉伯人，他的家室李二娘仔则是华人，很可能就是泉州当地人。确实，自宋以降，蒲家等海外蕃商，客居中国众多，更有恃其财富者，与赵宋皇室结秦晋之好，已是很寻常之事。时至今日，泉州城中，尚有阿拉伯血统后裔居于泉州。而入乡随俗，此阿拉伯人也在泉州礼佛，正是泉州方言“拈香随拜”所说。

二零一零年是泉州承天寺建寺一千零五十周年，承天寺因文革时遭到破坏，寺志已湮没，近年欲重修寺志，我将饶公此条新发见资料寄示寺方，寺志编撰委员会认为十分珍贵。当然，承天寺中庭外的元代石香炉已不复见也，但正可为寺志补壁，亦为泉州地方佛教史及海外交通史补阙，善莫大焉。

饶公博览群书，有过目不忘之誉，他常留意人所稀见之书，融会贯通，中得心源。有另一条资料亦可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增益。他为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元末明初人王彝《蟡蜼子》钞本作跋时旁及《式古堂书考》二十九中“有王彝《泉州两义士孙天富、陈宝生传》④，其人营商海外，所涉异国，自三韩、阇婆、罗斛与东南诸夷，皆足迹所及。一时文士若高启、张绅咸有题咏。闽人自元季多远贾于东南亚各地，此卷资料，亦治海外拓殖史所不可忽者”。

关于为何这些来中土的阿拉伯人都冠以蒲氏，饶公在此论文的第二部份摘录来自大食国、大食勿巡国、占城国及蒲端国、真里富国等诸小国均见有“蒲姓”之名，可见蒲姓的分布之广，且远至南印度的注辇（Cola）。“其实所谓‘蒲姓’，是译自阿拉伯语Abu，义为父亲，用作尊称，阿拉伯人原只有名而无姓，其名之前冠以Abu字，但表示为‘某某之父’的意思。凡‘蒲某’的名称，既非姓蒲，自然不是同一宗教，而却是同一民族，即表示均是阿拉伯人，当然亦是回教徒了。”真可谓的论。

从文莱宋碑的蒲氏的考证起，饶公不厌其烦地将唐宋以来中国史书记载中的蒲姓人士及其活跃之时代一一梳理出来，不仅仅是为了支持他的论断，而是希望提出新的考题，纠正一些轻易下的结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详细举列，“正为提供资料以便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可以把他们的原名复原，作为研究阿剌伯海上通商问题的参考。再从空间来论，蒲姓在东南亚各国分布之广，可见不能像顾炎武那样轻易地说他们都是大食国蒲希密的后裔；亦可见以前史家凡看到有姓蒲的，便派入蒲寿庚世系的队伍中，这种说法之武断，正可不言而喻。”

在这篇上万字的长文中，饶公以令人信服的资料发覆纠谬，爬梳抉微，提出了指点迷津的治中外交通史的门径。他之所以可以纠正以前的史家的一些讹误与妄断，一是得力于他的涉猎中外史料的广泛，这是顾炎武以及后来不能读外国史料的中国研究者所做不到的；二是他善于打通学术各领域，而且善于总结；三是能提出创造性、前瞻性的意见。如果将来泉州地区的学者开始了“泉州学”的研究，饶公的这篇长论将给治学的学人们一种启示与垂范。

(二)对闽方言与戏剧关系的探讨

1995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与广东、海南的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闽方言国际研讨会于中文大学召开。会方恭请饶公作主题演讲。他作了《“言路”与“戏路”》为题的演讲，此文后来收入他的随笔集《文化之旅》中。潮语、海南话属于闽南方言。饶公二十多岁时就主编《潮州志》，那时他就十分注意闽南方言与潮语的关系。当时召集了几个人共同研究，在方志中特辟一“方言志”，后来因时局变化，该方志未能面世，而研究书稿也大半遗失了。但他对闽南方言与潮语的有关书类依然关注，他自谦：“虽然，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并非我所专长，但治学之道，在于兼收并蓄。我做学问是什么书都看。因此，自彼时开始，有关闽南方言及潮语方面的书，我也有所浏览，故也不无领会。”

福建是一个方言十分丰富的地区，全国八大方言，福建就有闽南话、闽北话及莆仙话三大方言，加上客家方言，构成方言众多之省。著名的语言学家、厦门大学方言博士生导师黄典诚教授八十年代末曾到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学，与饶公时相切磋。饶公对方言研究自有他的一套看法。他在此文中就提到：“一种方言的构成，必有其来龙去脉。现在大家在研究方言时，都很注意一般的语言现象，侧重于字的形、音、义以及词例和语法的研究。我则因较喜欢历史，因此时常从历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去探视语言问题，希望藉以了解其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从方言的历史演变的轨迹中去寻找其演变、形成，这确是从另一种角度去开拓方言的研究，所以，他将这种“语言的道路”戏称为“言路”。

戏路，一般解为某演员个人演戏的风格，但饶公借用俗话说的“戏路随商路”（指戏剧的潮流随商业的发展路向而不断转变，乃经济影响文化的一种表现）来加以发挥。他从方言与地方戏二者的相互影响来说明方言与戏文之间的连带关系。也就是想利用古版剧本的戏文的变迁，去剖析方言的发展及其演变过程。他说：“我认为这是研究语言学十分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剧本本身就为语言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了解语言的来龙去脉，可说帮助无穷。”

他举出潮州话的“十八棚头做到透”，这“十八棚头”原是南戏里流行的行语，源自温州，在闽南戏本也屡见不鲜，所以闽南话中这句话也是古已有之，当然，如今的年轻人知道的日渐稀少了。饶公曾两赴温州，对温州南戏甚感兴趣，而且找到许多资料。而温州南戏与闽南戏关系甚为密切，可谓“系出同源”。所谓的“十八棚头”，就是在温州流传的最重要的十八出戏。“而福建的梨园戏与温州的南戏有十分密切的连带关系。譬如，梨园戏分为“上路”与“下南”两个流派，“上路”则为老戏，“下南”即是南戏。所谓“路”属行政区域，习惯上，闽南人以浙江为“上路”，故梨园戏之“上路”就是标准的温州南戏。饶公特地指出，1994年，英国汉学家龙彼得（P.Vander Loon）教授出版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所收戏本中有所谓十八“队”亦即上述“十八棚头”，足见“十八棚头”的说法是因戏剧而从温州、经闽南传到潮州的。

龙彼得教授精研闽南戏曲毕其半生，这些明刊本许多为世所罕见。而所谓“弦管”则是泉州“南音”的旧时说法。南音被中国音乐史研究家赵沨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石化，前年获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弦管即是以闽南方言演唱的，而梨园戏中就有许多南音的曲牌。饶公对于地方戏剧本向来十分留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应邀去日本京都大学讲学时，曾由我的恩师清水茂陪同到奈良天理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古善本，他在彼处发现了李卓吾评本《荔镜记》的刊本，如获至宝，携归收入后来编印的《潮戏刊本五种》之中。《荔镜记》即福建梨园戏的《陈三五娘》，描写的就是一对来自泉州与潮州的才子佳人相爱而私奔的古代爱情故事，此剧至今仍是福建梨园戏剧团长演不衰的剧目，为泉州民众所喜闻乐见。

饶公还就潮州话中的“加罗”、“加哩罗”和“加哩嗹啰”去与明戏中的神咒在众人合唱时的“啰哩嗹”联系起来考证，他引大量的材料来分析这个“罗哩嗹”在自宋代以来历代文人笔下说及唱戏时都有类似同音的三个字，“罗哩嗹”一语，泉州人在使用方言也常引唱戏时的“嗦罗嗹啦，罗嗹哩罗嗹”，似正可与饶公的此一考证相发明。

“啰哩嗹”因随南戏由北而入福建，再到潮州，然后又传到南洋群岛和越南各地，所到之处，“哩啰嗹”之声随处可闻。也不止不断向南、向南，也有逆流而北上者。饶公就举出：“清初闽南戏颇为流行，因此到处犹闻‘哩啰嗹’之声。曹雪芹的先祖曹寅曾将其讥笑为蛇语。为甚么呢？因为‘闽’字在字形上表示门内有‘虫’，从蛇，因此闽话也就变成‘蛇语’，不单有点鄙屑之意，而且也在卖弄博学。”他有诗云：“摘耳犹闻罗哩嗹”（曹寅《栋亭诗钞·听闽乐》），足见南戏北伐，也在北方流行起来。

将闽南方言与地方戏联系在一起来考证确是辟一蹊径，笔者因之想到，戏曲是最丰富的文化载体，福建的方言多，因而也造成了福建近几十年来蔚成内地的“戏剧大省”的文化之重镇，反过来，这些繁荣的地方剧种也为地方方言保留了大量活化的语言内容。研究福建的地方方言者当可循此新路，去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在方言研究上，顺带一说的还有客家方言。众所周知，客家人来南方聚居于粤东的梅州、大埔以及闽西南一带。饶公在第二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时曾说到他的先祖是客家人，他的先代是从大埔南迁来潮州的，到他已是十三世了。他又曾对我说到，其先祖听说是由福建而迁入大埔的。“所谓客家，是中国移民史上操特有的语言、与潮语系的人们并肩活动于闽、赣、粤地区的一支族群。”⑤，同文中他特地指出：中外交通上中国物资文明的西传，与丝绸同样居重要地位还有樟脑。……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时候，充当了台湾与印度尼西亚所有樟脑和远东及欧洲交易的经纪人，而原籍福建的客家人又担任外国与土著之间的樟脑商人的角色。饶公认为，由于所操语言不同，潮、客各自发展，我认为此说甚可借鉴，今之台湾，闽南话及客家所据地域不同，虽混居一处，然而由于语系不同而自成一格、一地之文化风俗。明清之际，海上常为多事之秋，边难不已，盗匪如毛，其间各帮所操方言，敌友混杂，或也成悬案。这个问题，我以为也应当引起福建研究地方史，尤其是客家史的学者的注意，倘能深入研究，当有不少新的发现。

饶公对神州大地的山川形胜，人文地理十分热爱，对于毗邻的八闽大地的人文历史也怀着浓厚的兴趣，他多次踏访福建，从武夷山下到鹭江之畔，从剌桐古城之滨到思明成功故垒。他踏访海上丝绸之路旧地，追寻古代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斑斑史迹。十四年前，他被厦门大学礼聘为名誉教授，讲学于东南上庠。他追寻朱子、柳永、李卓吾、郑成功等文人雅士的故居旧踪，多有咏叹：“千秋嘉会忆鹅湖，吾道从知德不孤。”在他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之中，福建也是他心向往之的地方。上文所举，不过是饶公对闽南人文考察与研究一部分，他对福建的史料、旧籍善本素有深厚之研究，这篇小文略备一二而已。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廿日于

香港穆穆书斋

「后记」：饶公生前多次来泉州访问，泉州的佛家丛林多有他的题匾或书丹。二年前又应邀担任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最高顾问，对吾泉文化深有研究。今年初以一百零二岁高寿辞世，令本中心全体同仁深为怀念。谨以此文重发以作感恩及纪念。

注释：

①钱仲联：〈以古茂之笔，抒新纪之思——序饶宗颐教授《固庵文录》〉，《固庵文录》，1987年，香港。

②季羡林：《清晖集》序，1998年9月17日；（《清晖集》，海天出版社，1998年，深圳）。

③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第338-354页，新丰出版社，2003年10月，台北。

④《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第93页（新丰出版社，2003年10月，台北）。

⑤饶宗颐〈客家宗族与民间文化前言〉，（见《选堂序跋集》第224页，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北京）。

（作者：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辽宁师大博士生导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长，中华文化促进会第三届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