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先生去世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也是我最忙乱的十二年，但我时时想起褚先生，回味他曾经和我说过的话。虽然褚先生去世后一直没有开纪念会，但是他的笑容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我是在上大学期间知道褚先生的。大学三年级时，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古代文体概论》，觉得很有趣，就读进去了。读其书，就想知其人。看了后序，才知道褚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无怪乎文章写得这么好；也知道了他有过不幸的经历。于是就记住了褚先生的名字。想来也奇怪，当时浮现在脑海里的褚先生是一个中等个而身体结实、睿智、风趣的学者形象。这是我第一次想象一个作者，现在印象还很深。读了褚先生的《古代文体概论》，就有了这样的想象，大概和这本书的有趣有关。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资料图片

认识褚先生是在1987年9月份，我去北大中文系进修先秦文学，为期一年。去北大中文系报道后，得到通知，我的指导教师是褚斌杰。记得当时心里暗暗满意。那种踏实惬意的感觉现在还很清晰。先向褚先生的研究生打听拜访的注意事项，没过几天就去褚先生家里拜师，事先约好了时间，然后见面。那是我第一次见褚先生。书房里书很多，有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褚先生大个子，不胖不瘦，脸上满满的书卷气，但是很和善，一点也不拘谨，谈笑风生。几句寒暄之后，刚进门时的紧张似乎就没有了。褚先生给研究生讲《庄子》，我也去听，就在他家里上课，平时读书，上课时交流，最后交作业。

和我一起住的有一位东北师大数学系的老师，也是大学刚毕业。他虽然是理科生，但是思想活跃。他来北大进修目的是去人民大学计划系听课，想考人大计划系的研究生。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前途问题。我们都觉得，趁年轻要选一个有前途的专业。他说他的数学没有前途，然后又说，我的古代文学也没有前途，并且给我谋划了一下，建议我考人大的党史系，出路要比古代文学好得多。于是我就在古代文学和党史之间有些摇摆不定。那一年，我除在北大听褚先生的《庄子》研究，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费振刚先生的先秦文学（重点听的是《诗经》部分）、卢永麟先生的古代文论外，还听了人大党史系的课和北大的党史课。也读一点相关的书。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惜，那一年没有好好跟着褚先生研读一下《庄子》。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1988年的7月，我该回单位上班了，去和褚先生告别。临别的时候，褚先生对我说，中国文学主要就是古代文学，中国的古代文学不会丢。我当时有点惊讶，同时也深感不好意思。惊讶的是我从来没敢和褚先生说过改换专业的想法，但没能瞒过褚先生；不好意思的是我没有下功夫跟着褚先生读《庄子》。褚先生看出我的困惑，故对我如是说。君子赠人以言。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就是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会背几句古诗文，思想有一些混乱，这时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指导，在社会上晃荡几下就什么也没有了。与其乱七八糟地与世浮沉，真不如坐下来读点圣贤书清净。褚先生有很好的教养，他批评人时一点也不狠，而是带着他那永恒的笑容，总是那样温和，甚至有些轻描谈写，总是指出来让你自己去选择；但他的话非常准确，且意味深长。褚先生有一双慧眼。

回到单位后混了两年，深感没有前途。于是就决定考研。那时，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地方竟然有不少考到北大历史系、哲学系以及其他名校的硕士研究生。他们的考取，也鼓励了我，我决定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于是就和褚先生的联系多了起来，主要是我有事、有疑惑向褚先生请教，褚先生是凡信必回，不厌其烦，鼓励有加。自此以后，书信往来，多年没有间断。后来电话联系方便了，就变成电话联系，褚先生也一如既往，有问必答，不厌其烦。就在这样的不断交往中，我心里就和褚先生越来越近。一个是国内外闻名的学者，一个是求前途的小人物。

于是我就开始了考北大研究生的生活。第一年和褚先生说好要考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但是临到报名时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填报了陕西师大。原因是觉得陕师大的考试科目比较符合我，考取的可能性大。当时我不想在老家待，恨不得立刻生出翅膀远走高飞。事后也没好意思和褚先生说。不想褚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考试？是不是单位不让报名？语气中透着关怀。我只好如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褚先生。他不仅没生气，反而很理解。那一年考陕师大外语勉强上线，就是政治差一点，没被录取。我觉得考研究生也没有那么难，于是就下定决定心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

我们那个小地方，生活很安逸。我一边贪图安逸，一边又觉得没有前途，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考研的。1994年，我的总分达到了北大的要求，但是综合课和政治低一两分。得到消息后，我当天就去了北大。褚先生和中文系的有关老师说了我的情况，说我已经考了四年，这次能不能上关系到我的一生，如果没人带，他愿意带我。当时有一位约五十多岁的有点胖的男老师大约也知道我考了四年，又问了问我单位的情况，然后有些感慨，说，这是北大啊，不好考啊！当时主管的是一位女老师，大概褚先生和她说了我的情况，她就让我准备复试，但是只能上一个委托培养的，是自费的，学费是五千元，并且解释说，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用。唯一的要求是单位同意。那位老师当时就要拿合同让我签。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太过老实。如果先签了合同，再想办法去筹钱，也完全可以。即使筹不到，再和那位女老师说也不迟。那样我就比较主动了。但是我偏偏向那位女老师说，我先打电话问一下单位。结果是单位不出钱。当时，我刚刚成家，是白手成家，哪里有钱？父母亲家里也没有这么大一笔钱。我就如实地告诉了那位老师。结果这件事就黄了。鬼使神差的我，在此关键时刻演了一出画蛇添足的戏！本来这是褚先生为我争取到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让我断送掉了。当时也有一种想法：今年我不能上，明年也能上。谁知，从1995年开始考北大研究生的人数一下子比以前多了不少，我的杂事也越来越多，成绩老上不去。又考了两三年。褚先生看到我考成这样，也有点着急了，多次间接、直接告诉我，不要考北大了，换一个学校试试。我还是坚持要考下去。1997年，褚先生想为我争取第二次去北大中文系进修的机会，以便复习。但是当时计划内的进修名额很少，很难争取，计划外的费用又很高。褚先生分析利弊后，就和我说，反正是过来复习，何必缴纳一笔费用？你不如就近租一个房子，听课、复习，费用也不会太高。那一年褚先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我提供了许多的方便。但是1998年仍然没有考取。于是褚先生就和他的大弟子方铭教授商议，建议我报考方铭教授的研究生，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给他们添这么多的麻烦，就婉言谢绝了。后来，我上研，褚先生给了我不少指导；考博时也给我写推荐信。

2004年3月底我去华东师大考博士，在北京停了一下，专门去看褚先生。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西三旗了。房子宽敞了不少。我注意到褚先生的书桌并不大，桌子上放着一个极普通的台灯。褚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小桌子上、这样的台灯下写作的。看得出，褚先生很忙。但是，临别时，褚先生非要送我，我再三说我可以找到公交车站。但是他坚持要送，拦不下。一路上说笑着，有时又露出很认真的样子。大概是出门时急，褚先生穿着拖鞋，一直送我到公交站，上了车，挥手告别，送我上考场。当时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上博士之后，他也给我不少指教。如有一次，我想把“二十世纪《史记》研究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说，不要写学术史，太得罪人。褚先生不嫌我愚笨，反而为我着急，替我计划，褚先生真有一颗仁心。

△《史记》书影 资料图片

大约是1998年四、五月份，褚先生因胃病住进了北京三医院。常森兄安排我去陪了一天床。那是我和褚先生接触最长的一次，让我看到，日常生活中褚先生是一个非常活泼有趣的人。那天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好像是下午的某个时刻，他躺在病床上，先是和我说闲话，后来他就看着我，似乎有话要说，我问他：“您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事。”但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能为我买一包烟吗？”说的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褚先生做学问太用功，身体好像一直有点虚弱。抽烟于身体有害，就有点为难。我就说，“医生、师母都说，您不能抽烟。”褚先生一听就用有点恳求、又有些命令的语气说：“只要你不说，就没人知道”，我说：“要是被发现了呢？”褚先生扭头看了一眼床垫说“我藏好，谁也发现不了。”我只好给他买，问他：“买什么牌的？”他就很高兴，声音也有些高、有些急，挥着手说：“就…就买那种叫红塔山的。”我赶快出去为他买了一包。看得出来，褚先生烟瘾不小。大概师母也限制不了。过了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了他，问他抽烟的事，他笑着摇摇头。

和褚先生交往最难忘的是褚先生去世前的一个多月。他当时住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医院，已经病得很重了，每天主要在睡觉中度过。醒来一会儿就又睡去。方铭兄专门开车带我过去，我们进病房的时候，褚先生正在睡。醒来看到我以后，开始一时叫不上我的名字，但是能说出我的家乡和单位。那天，他的话很多。先说他的病，有些无奈。接着又说生死，说他要走了，有一些伤感，有些凝重。但接着又说，他受庄子的影响，超越生死，委运自然，看得很开。又说他有一个整理游国恩先生文集的心愿，再给他两到三年，一两年也成，把心愿了了，生死由他去。可是天不遂人愿。他的梦想就是带着他的弟子，四处周游。之后，他问我博士论文什么题目。我说《史记》取材。他接着就说：“有人做过。下了不少功夫，但是找不出规律。”话语中带着些忧虑。我深为敬佩。听说他查出恶病，我打电话问过几次，也不好和他说博士论文选题的事情。没想到这个时候他问起了我。尤其是我一说出题目，重危的他就立刻能说出关于这个选题的一些情况。把《史记》取材作为选题有点偏，相关文章很少。大陆只有几部《史记》文献的书提到一些取材情况，台湾的相关研究相对多一点。褚先生学贯古今，一直关注着学术动态。褚先生去世后，有一次我打电话问候师母，师母还问我博士论文的情况。可见，褚先生后来也还在关心着我的论文选题。到了吃饭的时间，他提出要抽一口烟。我就准备给他买烟。他说他有烟，在抽屉里放着。我给他点上，他长吸了一两口，然后说，“你不知道呀，烟真香！饭前不抽一口，吃饭也不香。”饭准备好以后，他又笑着说了一句：“努力加餐饭”。吃了几口，就又睡了。当时陪他的是他的一个从天津来的弟弟，这位长辈告诉我说，褚先生病得很重了，医生已经没有办法，平时都不怎么吃饭，这次吃了，是心里高兴。这是我见褚先生的最后一面。病成那样，只要醒来，也没乏笑声笑容，仍旧思维敏捷、健谈风趣，超越了生死。

在2004年褚先生从教五十年的庆典会上，学生、友好欢聚一堂畅谈，我对褚先生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才知道褚先生不仅是一个学养丰厚、二十成名、备受仰慕的学者，又是一个有名气的诗人，年轻时还是一个生活优裕、衣着讲究、一表人才、风度翩翩的嘉公子。后来经历了反右、文革的淬火洗礼，成了谦逊和蔼、古道热肠的褚先生。会上有的学者就用“仁者寿”祝福他，但是，谁能料到2006年褚先生就去世了呢？天之报施仁者，其何如哉？！他是我见到的学问最好、人品最好、最平易而又热心的学者。

1998年，我在北京三医院为褚先生陪床那天的深夜，他问我：“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我觉得我搞不出学问，但喜欢读书。我的愿望就是在一个读书环境好一点的地方读书、教书。”如果褚先生健在，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和他聊我的困惑，也可以和他交流读书的体会，我一定会受到许多教益。那该多好！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地区。河套自古就是一个民风淳朴、但似乎有些远离教化的地方，显得偏僻闭塞。改革开放以后，春风也吹到了河套大地。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在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不管“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属于比较早的那一批。但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我的路走得比较曲折。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