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第2回介绍西门庆时，他仅仅是“开个生药铺”的“破落户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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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没隔几年，到他临死时向吴月娘交代家底时，已经拥有缎子铺、绸绢铺、绒线铺、生药铺、解当铺等五六处店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东平府上纳香蜡，还放官吏债……估计资产总额超过十万两白银，成了清河县的巨富、暴发户。

西门庆是一个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他没有文化，不懂经纪买卖，为什么会在几年之内财产翻几番呢？这里面有什么秘诀呢？

当然，这与他投靠蔡京，成为蔡京的干儿子，当了山东提刑所副千户，后来又升为掌刑千户有直接关系，这是他的发迹史中的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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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原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自从有了官职，身份变了，地位变了，其商业活动中介入了权力因素，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了，他的特权利益和商业利益互为表里，钱权结合，这是官商的最明显特征，也是他暴富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个主要方面。

而另一个方面则在于他放手用人，授以权、利，这在当时，也应算是一种经济改革。

第3回写西门庆在狮子街空房开个绒线铺子，要搭个伙计（经理），应伯爵介绍“写算皆精”的韩道国来。西门庆看他“言谈滚滚，相貌堂堂，满面春风，一团和气”，十分满意，当即聘用，签立合同，规定三七分钱，即企业所得利润，韩道国可得十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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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这一招大大调动了韩道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在人前不无得意洋洋、自我吹嘘，说西门庆对他“言听计从，祸福知”，大小买卖，出人资本，均归他算账。

后来，他与崔本、来保远走南方，采办货物，长途贩运，确实发了一笔大财。

西门庆不仅对韩道国是这样，对其他伙计也是如此。第58回写西门庆与甘伙计批合同，也规定:“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合股者）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

西门庆就是通过这种“合同制”、“聘任制”，与主管伙计分沾利润，才使企业迅速发展，兴旺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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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写成于明代后期。当时商业资本十分活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酝酿孕育。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业主与伙计之间确有可能建立一种分沾利润、祸福与共的关系。

《金瓶梅》所写的或许是作者的想象，或许也是当时个别商行的实际情况。

西门庆这个人，在官场，在家庭生活中，无疑是个恶棍、魔王。他在道德法庭面前，永远是个弱者，难免受人辞骂和憎恶。

可是在商业活动中，他的经营思想和分配方法，却要比经济剥削的封建制开明得多，进步得多，具有新兴商人的开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