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一统的概念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可以说，这个概念的形成，跟我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农业发展的国家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农业它需要集体的运作，尤其是在种植水稻的时候则需要大量的水源，所以，沟渠的开掘一直都需要众人的努力。

因为，有集体概念的存在，所以，古代社会进入“国家”阶段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了国家政权的存在，为了维护这个统治集体，让各项制度都能顺利地进行下去，对普通民众征税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我国古代历经了多个朝代，征税情况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但是，历史表明，在每次新朝建立之初，税收都不是很重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稳定。

但是，在一段时间后，社会的阶级固化，这些新一代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视老百姓为鱼肉，赋税就变得越来越重，最终，导致百姓苦不堪言。因为，不能忍受这种程度的苛捐杂税，于是，人们便纷纷揭竿而起，力求推翻残暴统治。

根据这样一个历史规律我们可以发现，在观察一个社会税收情况的同时，还能看到这个社会的兴衰情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天下兴亡，在背后起作用的东西，常常不足为外人道：放到前台的总是阶级斗争，背后的东西呢，其实就是经济，而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税收的作用无法小觑。

在明代的时候，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身上的税收十分之重，不仅如此，对他们的限制也有很多。当时的商人大致上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出门在外长途贩运的，这种叫做行商；另一种是在家开店的，叫做坐贾。

前者想要出门卖东西，必须要得到官府的批准才行。也就是说，商人想要卖东西，也要有官府签发的证书，没有这个证书，那么，买卖就属于私自交易，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惩罚。并且，税收的形式多种多样，直接叫税收的很少。它大多以赋、税、饷、徭、杂泛等名称出现，缴纳的方式也很多，有实物的，有货币的，有投工投劳的等等。

在明代，各级官员都把商人看做是一块肥肉，都想啃下一口，像行商所到之地皆有税，有的时候，对商人的税收几乎达到了规定的数倍之多。不仅如此，商人的货物也会被随意扣下，甚至于，商人自己的行李都会被无情的收走。在天启时期的广州，除了有规定的税收外，还有鸭饷、牛饷、禾虫饷等匪夷所思的税收，这些税收打着官府的名号，势要将民众的收益搜刮殆尽。

本来，朝廷设置巡检司弓兵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但是，这些人却一直在勒索商人，最终，成为了有着政府颁发的许可证的强盗。如果说，商人们不按照他们的想法给他们上供，那货物就运不出去，跟别提买卖了。

到了明代中期，这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们还通过种种手段，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行商必要通道上开设了许多的官店和皇店。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势，逼迫普通的商人缴纳所谓的税收，从而抢占商机，垄断贸易，获得高昂的利润。

可以说，这些达官贵人根本就不把朝廷法度看在眼里，私自抽税，虽然说，朝廷后来也立法禁止此事，但是，仍旧无济于事。并且，这些人非常蛮横，逼迫商人进入自己的店里，一旦商人想要拒绝，那么，迎接他们的就是一顿毒打了。

在景泰二年，户部曾经上报朝廷，说：“有一些无赖，谎称自己是某某大臣的亲戚，在行商经过的路上将他们人与货物一同拦截，强行把他们一并送进附近的官店里。商人一旦不从，就要遭受打骂。受害者不仅遭受了钱财的损失，甚至，还有人命都没了。”

并且，除了走陆地的商人要受到官府的层层剥削外，走水路的商人也不例外。他们要带着土特产孝敬各地官员，因为，在水路上是由闸门的，若是不能满足这些官员，那么，商船想走也走不了。在正德年间，除了一般的赋税外，还要对商人增收“羡余银”。没过多少年，这个新增税种产生的收入已达到普通税收的1/3了。

在万历年间，地方的官员为了向朝廷献媚，顺便养肥自己，就跟当时的皇帝谎报：“很多地方都还有很多的商税没有被征收。”接着，他们又跟当地的地痞流氓勾结，给予了他们百户、千户的职位，让他们向商人强行征税。为了达到他们谎报的税收，这些官员到处狠狠地搜刮民脂民膏，到处征税，到了后来，几乎就没有不能被征税的东西了。

本来在明朝中期的时候，我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但是，在这样严苛的税收下，这些萌芽被摧残的一干二净。这么多花样的税收跟朝廷官员对商人的勒索，以及，对商人本身严格地控制，原本还算优秀的商业被摧毁了，昙花一现后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参考资料：

『《明朝的税事》、《明朝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