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尹老师家长学堂的第448篇文章

鲁迅/周海婴

做实在人，办实在事

鲁迅独子周海婴出生时，已经31岁的妈妈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医生问鲁迅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的回答非常果断：“保大人。”

鲁迅果断决绝的爱，感动了上天，最终母子平安。他给孩子取名海婴，意即上海的婴儿，纪念那惊魂一夜。

鲁迅与周海婴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仅有七年，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而周海婴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里面也提到鲁迅的教育方式：“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有一天早上，周海婴心情不好，死活不愿意去上学。鲁迅终于按捺不住，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专门向许广平写信解释：“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此言出自以冷峻严苛、横眉怒目著称的鲁迅之口，想来让人动容。

周海婴从小就表现出对物理制造的兴趣和天赋，尤其喜欢一种从国外进口的积铁玩具，这是一盒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的玩具，他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鲁迅对此非常支持，尽管积铁玩具非常昂贵，鲁迅还是专门抽调一笔费用，嘱咐仆人为周海婴提供“存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赫然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周海婴后来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毕业，并成为无线电领域专家，遵循鲁迅遗愿，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钱基博/钱钟书

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更重要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堪称近代史上罕见的学霸父子。钱钟书自不必说，钱基博也是一代国学大师，清华大学国学领域头面人物。据说，钱钟书的名字也是钱基博读书激发的灵感：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一向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

钱基博对钱钟书的管教，极为严格。1926年秋，钱基博前往清华大学任教，到了寒假，他忙着做课题研究，没有及时赶回无锡。正在读中学的钱钟书，寒假里没有温习课本，也没有积极学习新知识，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虚拟世界。钱基博忙完课研，回家过年时，先考校钱钟书的学业，结果沉湎小说的钱钟书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钱基博时常写信给他。钱基博信中再三叮嘱儿子：“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

梁启超/梁思顺

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家族“一门三院士”的佳话，早已传遍大江南北。教育界对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早有研究：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

我曾经研读过《梁启超家书》，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

1927年6月，梁启超给孩子们写信：“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从来不把文凭看得多重要，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曾经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同时，他积极教导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专门向孩子们强调责任的重要性。1923年，他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梁漱溟/梁培宽

补考通知单只是瞟一眼

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平时的教育中，他尽量给予他们最大自由空间。梁培恕后来回忆说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其实这种教育，梁漱溟也是受到父亲梁济的影响，梁济对他的教育 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曾经在一次考试中，仅仅考了59分，学校寄来了补考通知，梁培宽不敢隐瞒，惴惴不安地拿着通知书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后来回忆说，他也明白了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孩子过好社会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

丰子恺/丰一吟

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在家庭教育方面，坚决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甚至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之所以有这个创作，源于他在街上的见闻：男孩被父母强迫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

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把外出做事称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

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丰子恺的六子丰一吟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就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给孩子提供爱的空气和自由成长的氛围，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已经年近天命的他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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