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时，袁崇焕之死可谓争论千古之事。崇祯皇帝亦因此而留下骂名。连《剑桥中国明代史》亦称：“他（崇祯）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

当明之将亡，前线有事，崇焕之死，天下士人多悲之，以为崇祯自毁其国之干城，以为明以崇焕之死而亡，而详细审读比较于相关史料，却以为明之亡于清，实肇始于袁崇焕斩杀另一大将毛文龙之时。今以论之：

明末，明廷在和清朝的战略形势中，本处于互有胜负之局面。清军虽然步步进逼关内，但其整体势力范围，仍然难以逾越山海关、宁远而南下辽西。其根本原因，在于明军另一雄才大略将领毛文龙以超绝之战略远见，自渤海湾浮海北上，以江东镇为基地，建立起稳固的“反满根据地”以成满人南下的“肘腋”之患。毛文龙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一战略选择，一方面在于其对辽东地理形势的熟悉掌握，一方面在于其长期和清朝作战过程中培养的军事素养。是以当辽东失陷后，独有毛文龙能够乘敌不备而以192人突袭后金镇江守军，深入敌后，先后收复长山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此战后，宽奠等城堡相继归降，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

时明廷御史、著名文人董其昌评价毛文龙此功曰：“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矣！”时之辽东经略王在晋在其《三朝辽事实录》中亦称：文龙下镇江之时，“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

而对于后金来说，毛文龙此举无疑对其的南下灭明战略具有致命性之打击。因此后金即派十数万大军攻打东江镇。在这场号称“丁卯之役”的战争中，毛文龙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后）金朝（鲜）夹击绝境下，全凭一念忠赤，一腔热血，拼死抵抗，并最终使后金数万镶蓝旗精锐丧尽，“丁卯之役”以毛文龙和朝鲜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毛文龙主动出击，相继取得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萨尔浒大捷等战役，成功规复复州、永宁、金州、旅顺等地，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地，重归于明朝之境，明朝二千里海疆因而得到巩固，后金自此失去出海之便。毛文龙在镇江的数万大军，不但直接予后金军队以有效打击，且强有力地支援了袁崇焕所负责的辽西战场。故而当时有人写诗赞其曰：“手挽东隅半壁安，漂流百战虏烽阑”！

关于毛文龙在后金左后翼所开创的“反满根据地”的重要性，东林名臣陈良训在其《三朝辽事实录》中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发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后金再次回师。就连袁崇焕也在“宁锦大战”之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然而，对于毛文龙的战功，袁崇焕一方面表示“赞赏”，一方面却在背后上下其手。其在斩杀毛文龙之前的最毒的一招是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史载袁崇焕仗着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他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而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之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崇焕因“皇太极之请”不奏而斩毛文龙于双岛。史载其当时袁崇焕一共罗列了毛文龙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一说法简直颠倒黑白。东江镇本身就是毛文龙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正是这样一个知兵善战、孤忠雄胆的将领，没有死于两军阵前，反倒被明朝倚为“长城”的袁崇焕无故斩于帐前。失去了毛文龙的统御，镇江数万明军，一时间轰然倒塌，在其后不到三年时间，无人能够有效统御的毛文龙麾下主将耿忠信、尚可喜等纷纷成为后金灭明的马前卒。

重读明末之史，不断寻找新的史料，甚感崇焕之冤实非冤，文龙之冤可做千古叹。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实其奸心作祟之故。《要略》总结其有“三杀”之疑：一曰忌杀，时文龙于明廷朝野之地位功劳，实远超于崇焕，而一向被史家评为心胸狭隘的袁崇焕于内心深处不但心有不服，还以实际行动阻挠其立功。其罗列之毛文龙之所谓“十二大过”者，经后人之证大多为虚构。二曰利杀，袁崇焕为争功而向崇祯帝许诺五年而平满人之祸，后历数年而不能成其功，遂私与皇太极议和，“杀毛文龙”者，为皇太极议和之条件之一。袁崇焕为达成其功而擅杀毛文龙。三曰妄杀，崇焕与文龙同为领兵大帅，皆有尚方宝剑，崇焕虽有经略之命，但以私心而妄杀统兵大帅，其独断军务，不顾皇命之心昭然可见。而崇焕杀文龙之日，其于崇祯帝心中，实已启该杀之念。后清朝入主中原，乾隆皇帝常以崇祯“冤杀崇焕”之理由为崇焕翻案，其实为表彰袁崇焕与其私下议和以及斩杀毛文龙之“功”。因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其实为清朝入主中原扫平了后顾之忧，可谓清朝的“大功臣”，清朝政府后来处心积虑为袁崇焕平反，都是基于这一心理，而后世学者不明就里，不加深思，按照清朝“官方”定论写入史册，而谬称袁崇焕之冤，其实落入了清朝治史者的圈套；另外，清朝写明史，褒袁其实也为抹黑崇祯，并以此为崇祯昏庸失国做注脚张本，从而为满人入主中原提供法理上的正当性。后世之人读史，当见其微而求其实。而以《要略》之观点，袁崇焕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既持心于私而斩杀大将，又无能于军事平乱，最后遭“千刀万剐”而死，虽过于惨烈，但亦是其自取其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