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华 吴祥忠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南京工程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南京 211100）

摘要：江淮地区是中国南北交界的过渡地带，这一区域的聚落在数千年的时间内兴废无常，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空间形态。特别是巢湖北岸，从明代初期开始建构的聚落空间体系，保存十分完好。它包括了宿营地、水利中心、民籍耕作点等多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体系内，聚落空间的发展体现出制度和文化共同雕塑、创造的特点，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农业聚落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关键词：巢湖 移民聚落 空间体系

Th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Immigration on the Northern Bank ofChaohu Lak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ZHANG Jing-hua WU Xiangzhong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

(Art and Design College,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jing,211100 )

Abstract：Jianghuai region is the junction of China's north and southarea，the settlements in this place gradually formed a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form.the settlement space system construct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very well preserved,specially on the northbank of Chaohu Lake,It includes a number of organic components such as campsites, water conservancy centers, settlements, etc.In this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 space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cre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s,which provides a specia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s.

Keywords：Chaohu Lake; Immigrant Settlement ;The Space System

巢湖流域，地处江淮之间，是传统中国南北分界的中心地带。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这一区域易受战事影响，人口流动很大，聚落兴废无常。从春秋以来，一直处于东西、南北多个政权的拉锯之中。近古以来，伴随宋金战争的爆发，流域更成为南北双方拉锯争夺的战场，至元代，江淮经济有一定恢复。但经过元末战争冲击，很多地方又遭到巨大破坏。在此情况之下，明政府刚刚建立，即开始对江淮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

根据《明史》的记录，洪武初年对江淮的移民，一开始集中于凤阳等中都周边地区[1]。但中都以南的巢湖流域，实际上移民人口更为复杂[2]。这些移民所建立的聚落，在特定的区域内保存完好。特别是巢湖北岸，岸线向南部弯曲，形成约200平方公里的半岛，半岛中部，由郯庐断裂带所形成的山岭南北斜向纵贯，将其分割为两个面积近似的区域，这两个区域临山伴水，战事很少，明清时为合肥县、巢县所分治，今为肥东县长临河镇、撮镇与巢湖市黄麓镇、烔炀镇所分辖（图1）。近年来，笔者对该区域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区域内的聚落除保存了很多传统建筑以外，整体上还存留着极为宏观的空间体系。

一，军籍聚落空间体系的特征

这种空间体系，依照不同的人口来源，分属军籍和民籍两个管理系统。“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3]巢湖北岸军籍聚落数量众多，主要通过地名加以辨别。

一种在家族姓氏之前冠以“军”字，如黄麓镇有军张、军蒯、军徐，长临河镇有军王嘴、军蒋等村，在江淮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分布。除“军”以外，还有一种大型村庄，原始规模约在100户左右，被称之为疃。疃是一种与屯田经济有密切关系的聚落形式。[4]康熙《巢县志》载黄麓镇有“九疃”：“疃：刘家疃；张家疃；管家疃；王家疃；黄家疃；郭家疃；周家疃；唐家疃。以上诸疃，俱在西乡。”[5]在肥东长临河等地，有牛家疃、赵家疃、罗家疃等、李家疃等。这些“疃”和“军”的分布，在空间上十分有规律，除了张家疃、管家疃等几座集中于芦溪嘴的圩田以外，其余都沿着一条叫军岗的高地向中部山岭延伸，沿途之中，聚落间距约5华里，沿西北方向达到山区之后，又向北和郭家疃、军张二村构成平均5华里的聚落分布线。而长临河地区的几座疃集中于淝河入口滩涂，和芦溪嘴地区类似，这几座疃向北约五华里到达军王嘴村[6]，从军王嘴往东北五华里左右，抵达军蒋村，该村与巢-合边境的军张村似呈遥相呼应之势。这些由“军”和“疃”所构成的聚落，隐约的展现了这一地区存在的庞大军屯体系，以及处于这个体系上的村落彼此之间密切的配合和联系（图2）。

二，民籍聚落空间体系的特征

和军籍相对的，是由州县所管辖的民籍聚落。巢县一侧的民籍聚落在地名上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在长临河地区，容易辨别，且数量众多。这一地区民籍聚落有一个明显特征，是它们一般都采用始祖的姓名作为村庄的原始名称，如徐万二村，“明太祖中原定鼎，万关二公避难图存，由婺迁淝，卜吉朝霞之东，聚族而居，以长子孙焉”[7]，徐太六村：“始祖，贞庆，字太六，于洪武间由宣卜居肥邑东乡，屏山镜湖，定为世基，户名郎公字，遵为一世祖，配赵氏”[8]；王信一村，“福庆长子，信一公，民籍一甲，讳信一公，即户名，故尊公为一世祖”[9]。都是民籍移民所形成的聚落。这种以祖先姓名命名的村落主要产生于洪武初年短暂实行的户贴制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0]，除了现存的地名外，还有儿歌和碑刻也保留了相当多的历史地名[11]，我们将其这些村庄予以恢复，在本地区大约尚存约65个，它们基本全部集中在北部长宁河流域和南部玉带河流域的两个片区之内，并呈现两种不同的分布态势（图3）。

在长宁河流域分布的聚落群，我们简称为“长宁河聚落群”，区域的族群来源比较单纯，基本以江西移民为主体，中有少数来自皖南和长江沿岸无为的移民。他们分布在一个以“乌金陂”为近似几何中心的正方形区域内的。乌金陂是一个古代的水利工程，它横跨在长宁河上，先截留青阳山的落水，再通过一条人工渠将水流引向指定的方向，从而完成对下游广阔区域的土地的灌溉。以乌金陂为中心，有两条平直的聚落分布线从中穿过，一条沿着南偏东30度角方向，其北部端点大约到撮镇长乐集一带，其南部则延伸到青阳山南部的刘伏二村附近。另外一条与之垂直，呈东偏北30度角，分布着王端二、王赤堡、吴赤堡、奚家岗、柳仲二几个村。这两条线上的聚落间距大约是1.5华里左右，直线的走向和人类历史上的活动路径是基本一致的。如张胜吾村附近有长宁寺，香火极盛，向北至长乐集则有长乐寺，僧人对我说，过去两寺之间存有古道，称“十里长亭”，是一条重要的宗教活动走廊，“十里长亭”的连线就与聚落线重合，空间实测数据也在10华里左右。而另一条直线和乌金陂流出的人工渠方向基本一致。都证明这种空间上的聚落分布线，是人类历史活动造成，而不是一种图形上的偶合（图4）。

而长临河镇南部的玉带河地区，可称为“玉带河聚落区”，和北部片区的聚落沿正方形对角线（或平行于对角线）分布不同的是，这两部分移民以玉带河中部的笏山臧村作为中心点，沿正方形的边长（或平行于该边长的直线）分布。这些处于边长或平行于边长的的聚落分布线上的移民点，其北部一条和历史上的道路完全重合，而正方形内部道路，则几乎垂直于这一边线，呈平行的梳状结构，道路沿途聚落，近似分布为方格网状。说明和北部一样，整个玉带河片区在最初都有人工计划的存在（图5）。

三，移民聚落空间体系的建构

这样一个融合了军民两种人口聚落的宏观体系，它的产生过程，必然和田园诗般的乡村发展有很大不同，它接近于边境地区的屯田开发和聚落建造模式。事实上，从南宋以来，江淮一直是边境地带，元人余阙说：“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人为之，九百年来未尝一岁无兵革”[12]，人民在这种环境下，“操干戈，持弓矢，习战斗”[13]，虽然文献并未详细记载整个体系的建造过程，但根据口头传说和族谱档案，大略仍可将其简单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宿营地的建立

宿营地是移民前期重要的准备。路伟东在《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14]一文中，提到敦煌的农坊建设：“移民初至，全部聚居城关，五方杂处，稽查匪易，而所种田地又散处四乡，每年春耕伊始，挈眷赴田，夏耘秋收，妇子散处原野，结茅而居，待至浇毕冬水，又搬回城内居住。”[15]说明了宿营地具备两个功能，一是为劳动者提供寒冷时段集中居住的场所，二是为个体移民提供安全的护卫。对比陆文之图，会发现半岛西侧长临河镇和敦煌城关的功能是非常相似的。长临河镇，旧称长宁镇，它处于玉带河聚落群正方形版图的西北顶点，也是串联一系列民籍聚落的直线开端。从地理位置来看，它濒临巢湖，原在淝河入湖口位置。光绪《庐州府志》记载，“施水旧由长宁镇西入湖，乾隆年间，土人因河势行曲，圩田被害，遂改归今处，所谓施口也。”[16]据《水经注》：“施水又东迳湖口戍，东注巢湖，谓之施口也。”[17]它早期的功能可能和湖口戍是一脉相承的。从平面形态来看，它的外围呈椭圆型，城墙、城壕痕迹仍存，内部街区呈十字交叉，具有明显的卫戍小城的空间形态（图6）。从空间使用率来看，虽然经过六百年的发展，但内部商业并不发达，两条十字交叉街道，仅有一条有商业活动，另外一条有一半仅存痕迹，城镇土地有近四分之一荒废为农地，这种位置和形态的小城，在整个巢湖流域并不多见，它早期很可能是类似农坊制度下的敦煌，作为周边的民籍移民的聚居点，人口散落定居后，才出现了衰退和空置。张保二村族谱说：“长临河去青阳山五六里，泉甘而土肥，树林阴翳，人烟凑集”[18]，祖先因而定居，后来人却说长临河周边，“穷不过孙家凤，苦不过万家河口，小丁家冻饿的心发抖”[19]，说明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的情况。目前长临河镇周围，也散落着许多无序的移民聚落，似呈向周围散开的态势，似乎也暗示镇区人口经历了从中心居住到部分迁出，最终进入四周定居的逐步变化过程。

第二阶段，是土地资源的勘察和水利工程的建造

这一阶段的第一步是集中人力对土地资源进行初步勘测。在巢湖北岸，人民口头上一般把这个阶段叫“插草为标”，泛指祖先们对荒地进行测量，标记。长江中下游同时期移民家族族谱里，有些记录的比较详细，如“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 [20]（湖南《厚雅田王氏谱》）；湖南民国《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九《家传》，“占垦者至，则各就所欲地结其草为标，广袤一周为此疆彼界之划，占已，牒于官，官不问其为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后至者则就前贸焉，官则视值多寡以为差，就其契税之”[21]，“插草为标”是进一步开发的前期准备。不过，和上述族谱记录的相对自由状态不同，本地区的土地勘察，更类似类似《左传》中楚国“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22]的集约化过程，以政府为主导，组织力量进行劳动，然后再实现对土地的分配。这一步完成后，第二步是要进行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前文提到了聚落中心区附近的“乌金陂”，除此以外，在玉带河和黄麓镇洪家疃村，都存有较大的水坝（图7）。它们通过拦截山水形成水库，进而调节对下游的灌溉[23]。总之，通过宿营地集中大量的劳动力，之后在此基础上完成对自然资源的初期开发，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

第三，人口的安插和原始居民点的建立

这一阶段，应视为移民聚落成长的开始。路文提到敦煌移民，在农耕季节“散处原野，结茅而居”，巢湖地区也有类似说法，如黄麓地区把祖先最临时性的住所，叫“庄房”。如唐氏虽有十八个村，但当地人传说，庄房在“二嘴村”，就是这种情况。军籍移民中，庄房的建立是否比较自由的尚不可知。但民籍聚落能自由选择建造位置的可能性估计不大。一方面，明初移民所具有的制度承袭性，使得整个民籍移民在迁移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从华北到南方都有类似的传说，长临河当地流行“打锅牛”和“五果丁氏”，合肥周边有“元锣王”的传说，都是移民者从始迁地就被迫分开的反映。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从巢湖北岸的聚落分布来看，恐怕移民者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并非像湖南族谱所描述的，“官不问其为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他们的去向更多的也是处于一种某种特定目的的统筹和强制之中。这种强制的痕迹从两个案例可以明显看出。

一是从江西紫溪迁移而来的刘氏，和其它移民个体前往不同，刘氏是兄弟三人一起北迁，“一居于蜀山之下，号曰寿一公，是我之伯祖也；一居于淝水之东，号曰寿三公，是我之叔祖也；而吾之始祖寿二公，居于巢邑，迄今于又数百余年矣。”经调查发现，这三个兄弟居住的村庄，今名刘寿大、刘家疃、刘寿三，它们分别位于长临河镇北部圩田埂上、巢湖市黄麓镇芦溪嘴和长临河镇南部山区之中，形成了横跨县域的等腰三角形，数百年间，相互往来很少，显然是最初被刻意分开所导致（图8）。这种情况不仅见于家庭，还见于同一来源的移民团体。最为典型是玉带河流域的聚落群，正方形上下二边上的聚落人口来源极有规律，完全按皖南-江西-皖南-江西互相穿插的方式进行的（表1、2）。这种将同一故乡、同一语言，同一习惯、同一命运的移民者互相分开的做法，或许正是明初统治者受元末战争影响，“汲汲以防民奸……兢兢以防边患”[24]的心理反映。

表一：玉带河聚落群SL1分布线上族群来源

序列名称

玉带河聚落群分布序列SL1

名称序列

盛宗三——罗荣八—— 吴兴一 ——胡道二——凌福四

来源序列

皖南—— 江西—— 皖南—— 江西—— 皖南

表二：玉带河聚落群SL2分布线上族群来源（Q代表在空间上暂缺的聚落）

序列名称

玉带河聚落群分布序列SL2

名称序列

徐太六——确失——梅寿二——刘寿三——徐万二

来源序列

皖南——Q——缺失——皖南——江西——皖南

注：根据距离和位置分析，表二缺失的村落，很可能是北迁玉带河的吴泼养村，今名六家畈。

四、聚落体系对建筑空间发展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这种以宿营地为中心，以水利为枢纽，以强制的安插为推进方式的聚落体系，看作中古时期江淮军民屯田活动的一种技术延续[25]，那么它无疑是非常成熟的，在体系上也十分稳固。但伴随时间的推移，体系和单体聚落的发展之间总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所引起，一是明代以来不断增加的人口和随之产生的资源匮乏，二是明中期以来屯田制度的逐渐废弃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巢湖北岸地区，虽然屯田体系本身不免最终陷于崩解，但在它存续的数百年时间内，仍对个体聚落的空间发展产生了以下重要影响。

第一种影响，是聚落体系中原始居民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状况的差别，导致建筑空间的拓展模式产生很大差异。在农业社会中，土地和水利是最核心的生产资源，当人口、土地和水利资源发展不太平衡时，就会引起人地关系的紧张，进而导致人口的竞争。这种人口竞争和正常的人类繁衍速度的叠合，直接引发了明代以来传统农业聚落的普遍扩张。在南方地区，聚落发展一般以房分析出的方式加以呈现，本地亦然。不过房分拓展的方式在不同环境的聚落中路径相差很大（军民二籍都存在这种问题），如黄麓镇唐家疃村，就从中心聚落二嘴开始向外扩展十八个村，称十八唐，广泛分布于整个烔炀河镇至黄麓镇之间的土地。而聚集在芦溪嘴地区的张家疃、刘家疃、王家疃等，由于土地狭窄，彼此接近，实际就无法通过扩展新村来实现房分析出，而只能原地扩张，从而导致整个村庄面积在原地膨胀。比如张家疃村，到康熙年间共聚居了张氏“七分半”支派，后来又迁其它小姓，形成了“陶叶先知止，徐杨继卜邻”[26]的人口格局，并逐步向集镇化方向发展（图9）。这种情况在民籍聚落中也是存在的，如长临河镇罗胜四村，地处长宁河下游，资源优越，空间广阔，从明初以来沿流域发展出十八个村，而南部地区一些村庄（如罗荣八、朱龙七村）由于地形高亢，耕作不便，水质严重盐卤化，甚至成为人口稀少的“癌症村”。从某种程度上，这些七百年历史的传统村庄在保护与更新问题上，自然也不可能遵循同一路径。

第二种影响，是体系上自然资源的差异刺激了移民的二次迁移和新聚落的形成。实际上，明初军民屯垦体系的聚落空间，和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中的第一原则——“行政原则”作用的下的聚落分布十分相似，它所建构的聚落体系及其功能分配，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但不能经济的利用资源，在后期也难免会引发人为的变动和修订[27]。在比较偏离行政和集散中心的区域，这种情况是非常明显的。玉带河聚落群的南部边界，存徐万二、梅寿二村，和徐太六三个聚落，虽然构成一条连线，但和正方形北部边界相比，中间似乎有一、两个“点”的缺损（见表2）。在正方形区域的中部，也能发现方格网中聚落点“缺损”的痕迹。这其中一方面可能因人口逃逸、死亡而导致村庄消亡，但主要还是和聚落迁移有很大关系。事实上，这一区域的聚落迁移的方式十分多样，在空间上痕迹也十分明显，有些可能是共同迁移并彼此靠近，如王信一、王道三两村，有些是一村向另外一村靠近、融入，如黎兴三、杨元三两村。还有一些村庄直接脱离体系，单独迁移到更适合发展的地区，如六家畈村，旧在崖山北侧，二世祖携六子迁移到玉带河出口位置，很快发展成包含了“三岗六分”的庞大的聚落体系，并将新增人口向玉带河流域蔓延。这些聚落的迁移，使得居民能成功的避免原始体系中空间距离过远，交通不便的弊端，赢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也改变了聚落发展的资源和潜能。

第三种影响，是聚落的体系化进程，客观上推进了整个巢湖北岸半岛内以“九龙攒珠”为代表的聚落建筑空间的形成。“九龙攒珠”是一种古老的聚落规划术语，笔者最先于黄麓镇张家疃村采集得到，它把地形堪舆、水系建设和建筑单体建造融为一体。首先确定适合居住的盆地状地形，“四围皆高，中独低凹，地师取向燕窠”，既易于排水，周边又有坡地可供建设，第二步，在盆地底部挖掘水塘，“塘在村中，沼堤植柳，绿水青绦互相掩映”[28]，第三步，在水塘周边的坡地上建设平行或放射状的排水明沟，明沟朝向水塘，而居住区则在明沟之间的狭长地块上。第四步，在居住区内建造前后相连的房屋。房屋皆为三开间两厢房制式，民居天井埋设下水管道，管道排水汇入明沟。“如遇到大雨，有九条水沟，滚滚直入门口塘，看起来活象九条龙在戏水，群众称此为‘九龙攒珠’”[29]。这种空间规划模式无疑和南方移民人口的大量北迁密切相关，因为今天鄱阳湖东岸饶州卫城还有称作“九箭射东湖”的片区，片区有九条巷道，向东湖延展，传为范仲淹所建。而西岸的赣抚平原，类似形态的聚落也非常之多。毫无疑问，这种空间符号是移民性的，但它的广泛推行，却也离不开军屯制度的推进。从唐家疃等典型“九龙攒珠”原始区域分析来看，最初确实是比较严格的遵循九条巷道、纵向十余户的建造模式，如果对比卫所制度下屯兵百户所的人口要求，会发现二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30]。另外，从单体建筑的建造模式来看，三开间两厢屋的格局，尺度十分统一，也十分符合洪武初年的统一定制[31]（图10）。从这点来说，“九龙攒珠”是一种融合了制度与文化，体系和个性的古老建筑空间，它的保存和推行与明初聚落体系之建立密不可分。

五、聚落体系中的族群意识和风水观念

如果说对建筑空间的影响是物质性的，那么在明中期以来逐步发展的风水观念中，聚落体系施加的影响更多是社会性的。这种影响的分两方面：一方面，明初移民者的文化和身份混同，以及后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诸多竞争，从而导致风水观念成为社会竞争的反映，或者社会竞争的工具。另一方面，不同人口来源的移民聚落之间，彼此可能存在文化隔阂和心理差异，从而强化了风水观念作为族群的图腾和象征意义。这里从黄麓镇和长临河镇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在黄麓镇地区，存在着大量集团化的军籍聚落，他们和民籍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的差异，后期伴随军籍聚落的扩张和家族势力的膨胀，对民籍聚落的压倒优势就更为明显，黄麓镇民众说，“唐不沾、徐不搭，沾着姓唐的皮就塌”，又讽刺说“只准军家防火，不准百姓点灯”[32]，都说明了以“军”和“疃”为代表的军籍聚落群和民籍之间的矛盾是深刻的，彼此也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竞争。这种竞争心理在洪家疃村的风水观念表述中有集中体现，该村地处半岛中心西黄山下，原为来自江西的徐、庄、黄等军籍居住，依托水坝世守，徽州移民洪氏原居村外，至清初，庄氏逃出，洪氏得以进入，此后人口大增，在修改了村名之后，洪氏又在族谱中留下了有趣的文字：“居巢有东西两黄山，其气脉与宣歙间黄山通。宣歙间多奇士，而以理学经术鸣世者复后先相辉映，望气者咸信为三十六峰，灵秀所钟焉……其在县西者则孤峙湖上，于奇拔中仍露一种尊严浑朴气象，俯视众山，皆培偻耳”[33]（图11），这显然将整个村庄的风水环境进行了徽州化的解释，更刻意掩盖了村庄曾为军屯聚落的一段历史。在长临河地区，和黄麓镇有类似之处，但更多体现于民籍聚落在体系之中的矛盾和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风水观念也发挥着两个作用，一方面，风水文化是解释历史的工具，缓解了社会矛盾。如梅寿二和吴兴五两村，由于种种原因，人口差异极大。乾隆时人梅崑曾经疑问：“迄今五百余年，予族寥寥，而吴姓繁衍不啻数十倍，何盛衰若此？”[34]对此，风水观念的解释是：吴兴五是一个狮子地，分狮头、狮身、狮尾，因此繁荣发达。梅寿二村北部相对开阔，南部狭窄，是一个螺蛳地，螺蛳成了精，不停的长大，就慢慢的祸害村人。“后来，风水先生用碾将螺蛳钉死，使村庄得以平安。”[35]这里，风水文化发挥了维护体系的正面作用。但在其它地方，它有时反而激化了族群的矛盾。最典型的案例如六家畈村。按《吴氏宗谱》，六家畈始祖吴七三为宋末宣城人，于宝庆年间北迁巢湖。二世祖吴再三看到玉带河“左青阳、右巢湖，溪水环带，为形胜之地”，于是从茶壶山北迁，又在巢湖边建起一座七层宝塔，“村庄像一个书桌，宝塔如宝剑，祠堂前的水池如砚台，傍晚，宝塔的影子能映照在池塘里，宛如笔在添墨，早晨，宝塔的倒影又落在了巢湖里。村庄南部还有座茶壶山，山的北侧有一座岩石如壶嘴，每天向村庄滴水，所以村庄文武人才辈出，财源不断。”[36]其实吴氏是否迁于宋末，从该村族谱记录来看，疑点甚多，易于发现，或许在当时也未必当真[37]，但它迁移并占据风水宝地的行为，显然引发了体系性的震动。远在长宁河流域的罗胜四村就在族谱中指责六家畈，作为一同经历大移民之艰辛的江西老表，吴氏不仅隐瞒了自己的移民史，还隐瞒了自己的发家史：“公善青鸟之术，与同里吴氏始祖为中表之戚，公来较早，先卜宅于六家畈，藏于四顶山，自以为丁财两旺，吴来略迟，屡次乞让，于是再卜宅于今之皆吾村……此数百年来两姓子孙递述之词，证之今日，尤为可信。”[38]这种体系性的思想震动，代表着风水所引发的资源争端已经成为聚落体系秩序存在的痛点，并且随时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抗议。在与六家畈经历了长期对峙之后，江西移民刘寿三村派人砸坏了六家畈南部茶壶山上的滴水石，引发了一场地区性的巨大风波，至今还存留在两村人的记忆之中。

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带有工具性的风水思想，相对体系本身来说，它的产生无疑是后发性的。除了在村庄形态、建筑空间上面偶尔的结合以外，它与聚落体系建构过程中所携带的大量记忆有太多不合之处。在笔者访谈时，“杀鞑子”、“大移民”、“插草为标”的历史记忆在当地人脑中是如此深刻，仿佛仍是耳熟能详的昨日之事，而风水文化对村庄形成的美好解释，和这些艰辛记忆相比反而显得柔弱和平淡。乾隆年间，沙二岗村编修宗谱称：“我始祖兴五公于宋宝庆间由宣城渡江，卜居于二大沙岗”，但到嘉庆时期，族人吴静江还在对此表示质疑：“先生谓自宋宝庆迄国朝嘉庆间，应不止一十六世”[39]，质疑的人还包括吴的朋友，他们认为：沙二岗原名“吴兴五”，而“兴五为编里户名”，对于这些反对，“随声附和者不一而足。”[40]这些针对“千年”聚落的历史所提出的质疑，无疑对先人择优选择“狮子地”而荫泽后人的说法也提出了挑战。同样情况也见于不远处的徐太六村，沈用熙在族谱中说：“四顶山峙于巢湖水汇之处，左而黑石嘴、右而红石嘴为两翼，水交气止，为一大垣局也，闻昔有隐君子徐太六公者，当明之初，爱兹山水之胜，由宣城卜居于此。”[41]（图12）但虽然风水如此出众，“吾又闻之徐氏云，其村之四分六村，先尝有某某姓居者，今亡矣。”所以在许多移民后裔眼中，风水之说很有魅力，但又极为矛盾，“世人昧其理而弗察，或妄焉，委焉、谬焉。”[42]从这点来说，在明初强大的聚落体系基础上成长的风水思想，很大程度上处于解释历史和现状的工具地位，除个别村落以外，它在聚落建设等各方面还不能真正发挥很大作用。

六、小结

综上所述，巢湖北岸明初的聚落空间体系，是一个建立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建筑遗产。在其建构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系本身是制度、文化、技术的综合体，在其中，大量的聚落得以孕育发展，在与体系的协调和矛盾中发展和变迁，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的风水观念，深深的打上族群冲突和历史重构的烙印，也不能视为简单的环境思想或封建迷信。实际上，这样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能在巢湖北岸得以存留，除了地理环境较为封闭以外，与后期历史也密切相关。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后，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清政府在本地区组织团练，使得村落重新武装化，大大弱化了族群冲突；而淮军建构过程中吸收的大量兵员，使得人地关系趋于平衡，聚落破坏的风险也大为减轻。从这点说，巢湖北岸聚落体系产生于必然，但保存至今仍有偶然。如何对这一宏大的建筑遗产进行保护、更新、利用，将为建筑学与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提出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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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释．水经注校释[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 （清）雍正皇帝编纂；张万钧，薛予生编译. 大义觉迷录[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9.02：191。

作者简介：张靖华（1981-），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著有《九龙攒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与源流》（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研究方向：聚落地理学、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遗产保护。

[1] “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见（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卷七十七。

[2]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着．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见（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卷七十七。

[4] 对于疃的性质，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按“疃”的古意原指丘陵之间的小块田地，宋元以来，疃开始大量出现于村庄名称之中，一般和“村”并用，它们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方面，疃多数用于和屯兵有关的地点。如“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议屯兵杨疃。”,泾县童家疃《童氏宗谱》：“自元代而迁居焉，传至四世祖仲英公，遂徙居八字门，后世又分居团兵一带，隶六甲籍”，第二，疃一般和官方屯田活动密切相关，如“洪泽屯田万戸府……其置立处所在，淮安路之白水塘、黄家疃等处。”，元人《题牧牛图》说：“谁家荒疃连平原，何处孤村带乔木，官田耕尽牛正闲，且对东风弄横玉”，都表明了这种情况。

[5] 于觉世编：康熙《巢县志》卷六。

[6] 该村地处南淝河和店埠河交叉之要冲，历来为军队南下聚集之要冲，据村中老人回忆，1949年大军南下，军队也集聚于此村。

[7] 徐万二村《徐氏宗谱》，1889年编修，卷一《徐氏宗谱序》。

[8] 长临河镇大徐村《徐氏宗谱》，1947年编修，卷三，《世系》。

[9] 长临河镇王信一村《王氏宗谱》，1915年编修，卷三，《世系》。

[10]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见（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卷七十七。

[11] 儿歌曰：“一，一，吴兴一；二，二，梅寿二；三，三，盛宗三；四，四，罗胜四；五，五，张胜吾；六，六，徐六六；七，七，朱龙七；八，八，罗荣八；九，九，张永久；十，十，千张干子豆腐长乐集。”笔者搜集于长临河镇。

[12]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卷四《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

[13]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卷一《青阳山房记》。

[14] 见路伟东：《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第310-330页。

[15] 路伟东.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J].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318页。

[16] （清）黄云编修.庐州府志[M].光绪十一年，卷七《山川志》下。

[17] （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释．水经注校释[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卷三十二。

[18] 张宝二村《张氏宗谱》，1881年版，卷一《纂修张氏宗谱序》。

[19] 萧寒搜集

[20] 湖南衡阳《厚雅田王氏谱》卷一，转引自杨总铮. 湖南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21] 湖南衡阳《厚雅田王氏谱》卷一，转引自杨总铮著：《湖南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初步安设，2007年，第22页。

[2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3] 洪家疃村旁的坝体长约150米 ，据说村庄原名“徐家坝”，是以徐氏命名的“疃”集中人力建造的，而乌金陂，虽没有明确的建造家族名称，但从当地人流传的传说里，也能一窥当时集体劳动的史实。

[24] （清）雍正皇帝编纂；张万钧，薛予生编译. 大义觉迷录[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9.02. 191页。

[25] 元战争以后，元政府对江淮屯田的恢复非常重视，“先是，江淮行省言：‘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两淮，况勺陂洪泽皆汉唐旧尝立屯之地，若令江淮新附汉军屯田，可嵗得粮百五十余万石’，至是从之。”从至元二十一年以后 ，分先后设立芍陂屯田万戸府和洪泽万户府以扩大屯田。芍陂屯田万戸府的规模，最初仅为试行，“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江淮行省言：‘安丰之 芍陂，可溉田万余，顷乞置三万人立屯，中书省议，发军士二千人姑试行之，后屯戸至一万四千八百八名。”而江淮东部之洪泽万户府，“立淮安路之白水塘、黄家疃等处，为戸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名。”，“为田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二顷二十一畆”（以上均见（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一百《屯田》）。巢湖地区是唐宋以来著名的“三十六圩”所在地，其周边的屯田聚落一直比较发达。

[26] 张家疃《张氏明公支谱》清代稿本，第一卷《支谱告成恭记百韻》。

[27] 见（德）克里斯塔勒著：《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28] 张家疃《张氏明公支谱》清代稿本，第一卷《湖村十景记》。

[29] 张靖华. 九龙攒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规划与源流[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第20页。

[30] “先是，内外卫所，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至是更定其制，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七十六，《志第五十二》。

[31]“公侯伯前厅、中堂、后堂各七间，门屋三间……一品、二品厅堂各七间，屋脊许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桶青碧绘饰，门屋三间……三品至五品与二品同，但门用黑油摆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各三间……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及彩色装饰。”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32]唐，指唐家疃村，徐，指军徐村。

[33] 洪家疃《洪氏宗谱》，1917年编修，卷一《洪氏宗谱序》。

[34] 沙二岗村《吴氏宗谱》2011年编修，卷一《吴氏续修宗谱序》。

[35] 2014年采访于梅寿二村，访谈对象：孔凡泉，1932年生，农民。

[36] 笔者采集于六家畈村，讲述人吴保文。

[37] 按《吴氏宗谱》所载世系，祖先当为元末明初人，户名“吴泼养”。

[38] 罗胜四村《罗氏宗谱》，民国版，卷一。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徐太六村《徐氏宗谱》，1947年编修，卷一《徐氏重修族谱序》。

[42] 同上。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