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分享的是《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

本书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第二卷。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第一卷《从神话到历史》，那本书更多讲的是考古发掘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而本书正好可以承接前文，逐渐由神话时代，进入信史时代。

本卷讲述的，是从商朝到春秋战国的历史，商朝是中国有确切文字记载和考古佐证的第一个世界公认的王朝，但商朝的国家结构和之后的中国朝代还有很大差异，作者把商周时代的中国称为“城市国家"，同时认为，正是周朝和战国时代的技术进步与文化认同，把之前城邦林立的中国统一为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华。作者指出，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三大要素是：汉字的普及，铁器取代青铜器，上古的历史和传说变成共同的文化遗产。这本将用八个问题的形式，为你扫清商朝到春秋战国的八个知识盲区。

本书的作者平势隆郎，东京大学博士，现任东京大学教授，从学术谱系上讲，他属于东京文献学派的第五代学者，同时也有很强的个人学术风格。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主要著作包括《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左传的史料批判性研究》《春秋和左传》等等，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从夏到商，中国历史就由神话传说时代进入了信史时代？

本书的标题里没有提到夏朝，但作者还是得从夏朝写起。朝到商朝，正是从传说和半信史，向信史的过渡期，那怎么区分信史和非信史呢？主要的研究路径有两条，就是我们前一本书说的，考古研究，还有，文献研究。平势隆郎是历史学家，他更偏重于文献。从文献研究的角度，他认为，关于夏朝的记载可信度不高，后世对“夏朝历史"的记载，主要来自《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史记》大家都熟悉，《竹纪年》，西晋时期出土的古代典籍，一般认为是创作于春秋时代，比《史记》要早很多，不过仍旧距离夏朝很遥远。《竹书纪年》和《史记》里都列举了一夏朝君王的系谱，从禹到桀，一共十七人，对此，作者问道：夏朝并无汉字流传，这份系谱究竟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最终，他也只能存疑，表示“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没有定论"比幻影般的夏朝，商朝就实在多了，这就是因为，关于商朝，有很多同时代的文字资料，可以作为铁证。商朝有甲骨文；其次，有金文，也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为数不多，不过意义重大。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就可以隐约窥见商朝的轮廓。

关于商朝，我们要先讲讲商和殷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本书的标题里，作者为什么写“殷周"，而不写“商周"呢？这得从商朝的起源说起。商朝的开国者叫成汤，传说他曾经是夏朝的一位侯爵，封国在商国，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所以他的爵号就叫商侯，后来成汤把夏朝灭掉了，自己建国，就沿用了之前封国的名称，把国号定为“商"。不过，商朝早期的君主大都不争气，内斗不息，政局动荡，不断地迁都，所统治的领土越来越小，等到第二十代君主盘庚继位，决定迁都到殷，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这就是著名的“盘庚迁殷"。打那之后，直到商朝灭亡，国都再也没有变动过，由此，商朝又称“殷"或“殷商"，像司马迁写《史记》，写到商朝，不叫“商本纪"，而叫“殷本纪"。日本人做学问，喜欢从古，所以他们也学司马迁，不叫“商"而叫“殷"。不过因为习惯，我们下面还是说商朝，不说殷朝。

关于商朝，作者指出两点是商朝的祭祀，于癸日举行，癸日就是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法当中，十地支的最后一位，每十天一次，以此结合商朝的历法，就可判定年代；二是通过祭祀，可以推断商朝的国家构造，他把商朝判定为一个“城市国家"，就像本书的名里写的那样，他认为商朝的国土并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大，他引用了日本甲骨文、金文学家松丸道雄的结论，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发现商朝统治的二十一个地方，其中十八个地方，彼此之间的距离，最多三日内可往返，剩下三个地方，四天内可到达，按照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马车的速度来算，马车跑三、四天，能跑多远呢，这么一算，我们大概知道了商朝的国土面

如果把历史比作照片，商朝的像素比夏朝高多少，周朝的像素就比商朝高多少。拿文献来说。研究商朝，可用的文献只有《史记》和《竹书纪年》，研究周朝，除了这两本，还有被古人低估的《逸周书》，一般认为，《逸周书》的年代比孔子还要早。比较起来，《逸周》的可信度远过于《竹书纪年》。

比对这些史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比如“共和元年”、“烽火戏诸侯"真的是史实吗？

其实啊，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以为的“历史知识"其实是错误的。比如“共和"这个词，它是怎么来的？对《史记》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马上就能答出来：话说西周天子周厉王暴虐无比，并且还非常严格地压制反对意见，搞得大家“道路以目"，就是大家走在路上，都不敢相互说话，只能交换一下眼神，不过眼神的含义，大家也都是心照不宣，你懂的。这种情况下，西周首都镐京的人民终于怎不了，发起暴动，赶走了周厉王时代，这就是有名的“国人暴动"，国人就是指首都居民。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841年，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确切的历史年份。国人暴动之后，由两位大臣召公和周公出来收拾残局，他们联合执掌，史称“共和执政"，这就是共和的由来

《史记》上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也都信以为真。不过，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共和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一个人的人名，他是一位周王室成员，共伯和这三个字得拆开来讲，共，是他的封国，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叫共；伯，是他的时号，也就是说，他是一位伯爵；和，才是他的名字。《竹书纪年》上说，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赶走之后，出来执政的不是周公和召公，而是这位共伯和

那《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这两个说法，哪个更可信呢？这就得依赖更多的“文字记载"，平势隆郎提到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共伯和的名字，金文（就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里，他的名字被写作“子龢（hé）父'这个“龢"字很难写，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那个“龢"。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2011年，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战国中期的竹简当中整理出一部叫《系莉》的史书（系是谱系的系），这部书记载的共和执政跟《竹书纪年》完全一致，就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的意思。所以说，司马迁的《史记》错了，中国人人都随之错了两千多年。

再比如，《史记》里另一个关于周朝的著名故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我们应该也不陌生，说的是周幽王，宠爱一位叫褒姒的美女，这个褒姒是个冰美人，不爱笑，周幽王为了逗她笑，别出心裁，点燃烽火，诸侯以为敌人入侵，纷纷率兵赶来救援，到达镐京之后，发现并没有敌人，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被褒姒看到，果然哈哈大笑。周幽王非常后来屡屡点火，用于取乐，这就像那个“狼来了"的童话，一而再，再而三，导致诸侯渐渐不再信任周幽王和烽火。公元前771年申国联合缯国、还有西方的游牧民族犬戎，一起攻打镐京，周幽王点燃烽火，请求救援，但这一次已经没有诸侯再相信他了，最终孤立无援的周幽王，在骊山脚下惨死于犬戎之手，褒姒被俘，西周灭亡。

这个故事，我们大都信以为真。作者却表示质疑，他认为“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跟西周时代的社会结构不符合，如果一个国君可以为了取悦女人，而这么随意折腾诸侯，那需一个前提，就是：君主的权力发展到了足够强大的阶段。西周时代君主的权力远没有这么大，到是战国时代，君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所以作者推测，烽火戏诸侯与褒姒的传说，应该是出自战国之后的人的虚构，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状况。

其实关于“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八十年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的时候，就已“此委巷小人之经提出过质疑，他说：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诸侯的封地距离镐京有远有近，他们怎么可能同时看到烽火，又几乎同时赶到呢？再说烽火台这种预警系统，那是汉朝防备匈奴的时候才采用的，西周人并不这么做。说周幽王的骊山之战，

是他主动进攻，也并不需要通过烽火来召集诸侯出兵。钱穆先生没有依赖什么文献和考古成果，仅仅凭借历史常识与逻辑，便有这么透彻的见解。那么这个故事，真伪究竟如何呢？最新的文献研究，又为“烽火戏诸侯"翻了案一2012年，华大学整理战国竹简，发现周幽王之死，纯属自找，他主动进攻申国，申国反击，联络犬戎等，周幽王战败而死。这个问题上，司马迁又错了一西周的灭亡根本不关美女褒姒什么事嘛。

所以说啊，虽然跟上一本书介绍的、没有文字记录的神话时代比起来，商周时期已经有很多文字资料了，但是，仍然要通过各种文献的互相比对、验证，才能搞清楚，历史的真相。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死，西周灭亡，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代，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止于公元前256年。那么，东周与春秋战国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应该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东迁雒邑，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自此，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56年，秦国攻破雒邑，杀死了周朝最后一个君主周赧（nän）王，东周才宣告终结，算起来，东周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在诸侯争霸的残酷年代里，苟延残喘，硬是坚挺了五百多年。与东周同时，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称作春秋时期；春秋和战国的划分，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春秋时代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晋国，被韩赵魏三个新兴诸侯瓜分，作为战国的起始点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这段时间被称为战国，这么一比，可见战国持续的时间还没有东周长。正是因为这些历史既久远又纷乱，流传至今，很多历史人物都已经走型，脱离原貌而被妖魔化或是神圣化，前面说的周幽王以及褒姒，就属于被妖魔化的，而这个时代被神话的典型，那就要首推孔子了。

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三个问题，在作者眼中，真实的孔子是个什么形象？

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周王室还是名义上的天子，但他们本身的力量过于孱弱，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个时候，有两种人，已经取代他们成为时代主角，力强大的诸侯，比如所谓春秋五霸；这个时代特别活跃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诸子百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孔子，春秋时代的命名，来自那本叫《春秋》的书，相传《春秋》这本书就是孔子编订的。作者写春秋时代，重点不是春秋五霸，而是孔子，这本书写孔子的时代与形象，

第一，他还原了孔子被神化的形象；第二，他开掘了孔子不为人注意的新形象。

先说孔子被后世神化，到了什么地步呢，后世把各种“神异"，都加到孔子身上，比如《论语撰考》写他的诞生：“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就是说，孔子的父亲是一条黑龙；《孝经钩命决》写孔子的外貌：嘴巴如海，背如龟，掌如虎一这简直就是怪物了。这种对大人物的神化，在中国文化中是数见不鲜的，比如传说中商朝的始祖契，相传他的母亲吃了玄鸟的蛋，随后就怀孕生了他；而《史记》上描写刘邦的诞生更夸张，说刘邦是他母亲和蛟龙生的。这种荒诞不经的记载，就是人试图把一些超自然的元素，附加到某人身上，用来论证他的伟大和不凡。作为之后几千年中国读书人的偶像，孔子身上被附加了太多这种明显不可信的光环，以至于，已经跟他真实的形象相去甚远了。作者笔下的孔子，褪去了这种光环，他笔下的孔子，有两个最突破常规的新形象：第一个是孔子的丧家犬形象，十年前中国学者李零写过一本书解读《论语》，书名叫作“丧家狗”，结果引起激烈争议，其实孔子在他的时代，正是一个失败者，他的神圣性完全来自后世塑造。第二个是孔子的游侠形象，这个就更颠，不过仔细想想，孔子一生奔走于列国之间，正对应“游"字，至于“侠"，只怕有些距离，不过作者所说的游侠，不是指通过武力来行侠仗义，而主要是指通过舆论来表达对时事的不服从、不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孔子称为游侠，也未尝不可，在孔子的时代，他和儒家的价值，恰恰在民间，而不在庙堂。

孔子的时代，号称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史上思想最繁盛的时代，第四个问题我们就来简单讲讲，儒、法、道三家，在社会组织管理问题上的看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诸子百家当中，孔子的儒家并不是唯一的代表，甚至儒家内部，也有很多彼此矛盾的看法，作者介绍这些学说的时候，援引了东汉学者王充的观点，王充说，孟子说人性本善，这是根据中等以上素质的人得出的结论，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的观点刚好相反，他认为人性本恶，这是根据中等和中等以下素质的人得出的结论。所以说，诸子百家的观点和结论，其实是十对不同阶层的不同情况得出的。荀子的观点启发了他的学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他们的理论眼于如何管理下人；而相对的，强调师法自然的道家，则更重视人的自觉，可以说他们的理论仅适用于上人。结果从着眼阶层的不同来考虑，可以认、诸子的学说是互相补充的，可以并存，而不是对立。

春秋之后是战国，战国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战国究竟是“六雄"还是“七雒"？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五个问题。

有些人想当然，以为既然春秋时代出自〈春秋》一书，那么战国时代理当出自《战国策》一书。事实上，《战国策》成书甚晚，最早的编者是刘向，他把战国时代流传的《长短书》等文献重新编排，编定三十三篇，命名为《战国策》。刘向生活的年代，已经是西汉末年，所以《战国策》显然晚于《史记》。《史记》对战国时代，称之为“六国"，为什么不是七国呢，汉朝人认为，他们继承的是周朝的王统，秦朝对于周朝来说，属于叛逆，于是故意抹煞了秦朝，连带把秦国从七国之中除名。

此外，这里也有汉朝取代秦朝之后，需贬低矮化秦朝的原因在里边。汉朝之后，秦朝不再被区别对待，“七国"取代了“六国"，成为主流。

战国这个名字，自然与战争的密度、烈度有关。由此衍生了另一个误区，人们会觉得，战国之前，商朝、西周、春秋等等这些时代，都是和平年代。、实不是这样。商朝、西周也充满着战乱，春秋的战争指数并不亚于战国。区别在于战争的形式，前者属于城邦之间的战争，后者属于国家之争的战争。

第六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汉字。

前面讲的这段历史，跨度既长，又充满了战争，那为什么打来打去我们还打成一家人了呢？仅仅是因为武力的征服吗？显然不是，作者认为，文化的软实力，构成了一个把这些所谓城市国家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纽带，而其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汉字。

直到西周时代，汉字的使用范围都局限于城市内部，它的用途，主要是祭祀和盟书，由此可知，当时的汉字及其运用，属于中央政权的专利。等到东周，局面大，王室衰微，各地的诸侯，如秦国，陆续掌握了汉字的使用权，作者所谓的“广域汉字圈"出现了，汉字渐渐普及开来，汉字的用途从祭祀扩展到行政，这便是书中常常提到的“文书行政"。文书行政的诞生，不仅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格局，还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此，中央与地方，不再是城邦与城邦的关系，而是上与下的关系。这个基础上，城邦构成的松散进一步转型为有固定领土的统一国家。

关于汉字的巨大作用力，作者甚至认为，汉字定义了“汉族"，他理解的汉族就是，“把汉字汉文作为共同财产的民族"共同的文字，形成了文化上的凝聚力，使统一变成一种可能，但统一还需要更直接的促发条件，那就是要出现技术上的突破，来打破均衡的实力格局，从而使某一国拥有统一其他诸国的能力，而这项技术革命，就是铁器的普及。

下面的第七个问题是我们就来说说铁，铁器的出现改写了春秋战国的实力格局。

我们都知道，夏商周三朝是“青铜时代“，青铜器是应用最广的金属，从祭祀的礼器到武器、农具，都会用到青铜。那春秋中期，铁器开始大量生产，所带来的改变，也许我们会想到兵器、战斗，其实最大的冲击还是体现在农业上：铁器的普及提高了伐木、垦荒和耕种能力，使得土地激增，城市随之扩大，通过开荒建立起来的新的县，数量远远高过了通过战争获取的县数量。说到底，真正的改变，还不是土地和农民，而是权力者与农民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等，让君权得以强化，更多的财富向城市集中。

必须说明，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并不是最早掌握铁器技术的，更不是唯一拥有铁器的，但他们最早适应了铁器革命带来的新形势，这正构成了秦国商鞅变法的历史，甚至指引了未来两千年的皇权社会。

第八个问题，我们来说说作者眼中促使“中华"形成的最后一项必要条件，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成了各国共

同的记忆和遗产，带来了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而“中华"这个概念，就是在这种自我认同中酝酿出来的。

比如，春秋和战国时代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夏商周"历史的继承者，从而认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上的源头。上古的神话与传说，正是在战国时代，逐渐成型，并且被各个诸侯国所认同，拿来作为自己祖先的故事。比如大禹，经作者考证，大禹治水乃是战国时代编造的神话。这背后，有两个元素，一是大禹的身份，在战国，禹是行神，就是旅行者的保护神，他的工作就是巡行天下；二是各地的治水神话。战国人把这两大元素结合起来，于是成就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这些神话传说，除了在文化层面，造就了各个诸侯国共同的身份认同，在政治上，也被战国的豪强拿来，作为自己的合法性依据，比如韩国特别借重《左传》（当然这里说的是战国七雒的韩国，不是今天的韩国），《左传》里，把韩国的祖先韩宣子，说成是夏朝的后裔韩、赵、魏三家分晋，与韩国同出一脉的魏国，则认了商朝为祖先；秦国的地盘是西周的故地，所以秦国人理所当然宣称自己是周朝的继承人，不过他们并不满足，还跟夏朝攀亲戚；齐国原来的国君是姜氏，就是传说中的姜子牙的后代，后来姜氏的统治被田氏取代，属于下克上，臣子篡夺了君主的权力，来历不正，所以田氏的齐国也急需一个拿得出手的血统关系，

所以齐桓公另辟蹊径（注意，不是春秋五霸的齐桓公姜小白，而是田氏的齐桓公田午），这位“齐桓公"的妻子是宋国人，宋国则是商朝的后裔，借此，齐国也与商朝攀上了关系；最绝的还是楚国，根本不把三代放在眼里，越过夏商周，直接把眼光投向了三皇五帝，他们找来当祖先的大神，共计两位，一位是火神祝融，楚王室的芈姓据说便是祝融八姓之一，这个芈字本来很生僻，但是随着《芈月传》，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另一位，是五帝之一的颛顼（zhuänxü），颛顼是高阳氏，所以屈原的《离骚》里追溯家族历史说，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是说，我家本来是颛顼帝的后裔．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小诸侯国林立的世界，但是技术进步、共同的文字，以及历史和文化上共同的自我认同，让这个世界有了合成一体、成长为“中华"的可能性。

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是有一定争议的，比如平势隆郎用“城市国家"来形容商周时代，这并不是学界的共识，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这个说法带有一定的把古希腊联邦社会套用到中国的倾向，很值得商榷。不过，和上一本书一样，我们要看重的不是结论本身，而是研究方法，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