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在收藏中追求“开门货”，对“伪作”则深恶痛绝。因此，常人眼中的“伪作”也就成了“废纸”的代名词。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画中，“真”与“伪”的区别有时并不清晰，许多作品都处于“未必是真迹，但也无法证伪”的地带。更有甚者，一些作品即便被定为伪作，却仍然被人们所喜爱，即“伪好物”。

“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书画家、收藏家米芾对一件传为曹魏时期钟繇《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然是唐代摹本，非钟繇亲笔，但临写极佳，遂以“伪好物”称之。“伪好物”就是这样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矛盾体。它的存在似乎也在提醒我们：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只需珍惜眼前好物。

传 宋 张择端 清明易简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假画大展”

伪：画中砖砌的城墙不见于北宋，山石林木则带有明人仇英风格的影响，屋宇宫观敷染的青、绿、朱色，是苏州片中常见的色调组合，

好：画中人物面容姿态描绘细腻，百业活动缤纷丰富，精彩有趣，实为“苏州片”中的佳作。

自4月1日“愚人节”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特展将分两期展出，一直持续至9月。这场前所未有的“假画大展”，自有其特殊的学术意义。特展以“伪好物”为题，呈现一批颇具水平、制作于十六到十八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明人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云：“苏州专诸巷，伪造书画。”这类冠上唐、宋、元、明书画名家头衔的伪作，无论品质精粗，在近代笼统地被称为“苏州片”。由于它们被视为赝品，即使大量存在于公私收藏中，却长期受到忽略。“苏州片”原本属于商业性的仿作，然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与不可忽视的流通量，反而成为明中期以来讯息传播、古代想象、与建构知识的重要载体。对于大众来说，这也是一个辩证理解伪好物的绝佳机会。

特展中有一件落款“张择端”的《清明易简图》，此作卷末耸立的柱石中有“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款书，许多店铺招牌如“孙好手馒头”、“潘家黄耆圆”也与《东京梦华录》所记汴京名铺相同。专家根据画中王世贞、严世藩的伪印，推测此作应为明代后期画家根据文献记载，同时附会严嵩“因画致祸”的情节，精心创绘的明代版《清明上河图》。据说嘉靖年间的宰相严嵩父子非常想得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向官员王忬索求。王忬于是请擅长仿古的苏州画师黄彪摹造一本进献。严氏父子相当宝爱此画，将其视为收藏书画之冠。后来装裱匠汤臣向王忬索贿不成，揭露此卷为伪，严氏父子怀恨在心，最终借故诬陷王忬问斩。这幅《清明易简图》不但摹仿了宋人的画作，还蹭了本朝宰相逸事的“热度”。从画面到题款、印章，可谓“作假做全套”。

传 苏轼 枯木怪石图

伪好物中的那些“爆款”产品

从“苏州片”特展中，我们可以发现好几类风靡当时收藏界的热门商品，其风靡程度不啻于今天的“爆款”。例如《汉宫春晓》《百美图》一类对妃嫔宫中生活浪漫的想象；或是依照著名诗文制作的叙事性绘画——如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描绘皇家狩猎壮盛场面的《上林图》；又如吉庆祝福意味浓厚的《群仙会祝》《瑶池献寿》等群仙图像；教养礼教伦常的《二十四孝册》《养正图解》等。

这些作品的作者无论写是唐代周昉、宋代赵伯驹、元代王渊，或者明代仇英，只要一看那画中鲜艳瑰丽的青绿山石、对布料与建筑构件表面细腻装饰的讲究、对叙事性场景的偏好……就知道，他们皆出自“苏州片”之画师之手。这种构图近似、同题多幅的“一稿多本”现象，揭示了“苏州片”商业作坊大量生产的实况。品质精粗有别的同稿之作，可能暗示着当时售价上可能存在差异；不同主题但画风、题跋、款印雷同者，则提供了“苏州片”作坊作伪题材与范围的讯息。除了青绿重彩一类以外，“苏州片”也有许多纯用墨色绘写的白描作品，大多会托名于北宋著名文人画家李公麟。

伪：卷后明代沈度、金钝、夏昶、文征明题跋、印章皆伪。

好：此卷据《归去来辞》而绘，陶渊明在画卷中登场了十次，或乘舟而归，或抚孤松而盘桓，或临清流而赋诗……诗赋中未加详述的部分，如破败开裂的壁面、缚系屋架上的鸡窝、满布花纹的青铜酒器等，在画中皆有细腻交代。

传 宋 李公麟 归去来辞卷

穿越到少年时代写一卷《阴符经》

唐太宗曾经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再与我论书法。”魏征便推荐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于是，杭州人褚遂良在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他凭借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如今传世的褚遂良楷书有数种，除了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墨迹《大字阴符经》。《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全称《黄帝阴符经》，旧题为黄帝撰。《大字阴符经》包括篇名和题款共计461字，它的风格比较接近于褚遂良晚年的《雁塔圣教序》。

这件作品清末为曾任陕西学政的嘉兴沈卫所得，后转售于叶公绰，再转给其侄叶公超，由叶公超后人寄存于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现转至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此帖的真伪历来有争议。叶恭绰、沈尹默和潘伯鹰视之为真迹，启功、徐无闻等则认定为伪作，依据是：此卷尾款为“起居郎臣遂良奉敕书”。褚遂良任起居郎在贞观十年，书写时间应该和《伊阙佛龛碑》大体相同，书风也应相近，而《大字阴符经》却是晚年褚书风格，书风发生了“穿越”。此外，帖中“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邵业文房之印”，以及册前、册末诸人题跋皆为伪造。

尽管如此，《大字阴符经》仍不失为一件前人学褚的佳作。由于是墨迹本，其用笔痕迹、转折萦带的运笔着力方向，虽毫发处亦清晰可辨，较之褚遂良的碑刻真迹，更适合初学者训练笔法。可以说，《阴符经》虽非褚遂良亲笔，但它所呈现出的艺术水平足够为书林珍视。

薛定谔的《枯木怪石图》

伪：风格无从印证，题跋字迹可疑。

好：以书法用笔入画，飞白为石，楷行为竹，随手拈来，与文献中描述的苏轼竹石画相契。

近日，佳士得正式宣布将在秋拍中亮相苏轼《枯木怪石图》，起拍价是4.5亿港币。《枯木怪石图》自抗战期间流入日本后，已消失了近一个世纪。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目睹这样一幅从小就在美术课本中出现的名作上拍，真可谓“活久见”了。《枯木怪石图》无款，画幅有刘良佐和米芾题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苏轼最可靠的绘画真迹。枯木和怪石，是苏东坡创作颇多的题材。据说，每当苏轼为人应酬写字困倦后，就画“枯木拳石”充数，这正与此图题材相符。米芾也对苏东坡的树石也十分倾倒，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此图纸本墨笔，绘出枯木扭曲、巨石怪异，辅以新篁败草，行笔简劲而雄放，画面清荒而孤寂，境界同米芾的描述接近。

然而，此画上拍佳士得后，也出现了对此画的质疑声音，大致有三点：一、此图不见于早期绘画著录。二、苏轼传世绘画极少，除了文献描述外，无法根据传世画作明确其个人风格究竟是什么样子。包括启功、徐邦达与谢稚柳、杨仁凯等人对《潇湘竹石图》的争论点也多不在画幅本身上。三、《枯木怪石图》的真伪更多地取决于画幅上刘良佐、米芾题跋的真伪，而刘良佐题跋为仅见，而此米字跟常见又略有差异。说白了，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枯木怪石图》是苏轼的真迹，也无法百分之百地推翻它，简直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正如学者所说：“《枯木怪石》自从被贴上苏东坡的标签，是不是真迹已经不重要，因为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苏轼画’来替代它。”

传 王维 《着色山水图》 （北宋人刘唐老题跋部分）

王维《着色山水图》：我不是，我没有

伪：题跋、画风皆无法自证其为唐代王维作品，有关著录信息也颇为牵强。梁清标印鉴属伪造。

好：《著色山水图》系原作而非临摹本，可以直观地帮助我们感受唐宋人的绘画水平。从这点来说，它将我们对于早期山水画源头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

6月19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传）王维《着色山水图》在北京匡时拍卖中因为未到委托方底价而遭遇流拍。事实上，此画即2017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博物馆展出的私人藏画，原名《江皋会遇图》。活跃于书画收藏拍卖界的刘九洲曾专门写了《王维〈著色山水图〉研究》一书，详细讨论该图，并认为这是一幅王维名下的唐代绘画，将其更名为“传王维《着色山水图》”。此图为绢本青绿山水长卷，卷后有明季德几和清人王澍题跋。据刘九洲研究，此图由宋代洪遵、元代虞集、明代黄琳、清代梁清标等人递藏，曾被祝允明《怀星堂集》和都穆《铁网珊瑚》记载，由此将之归入王维名下。

不过，《着色山水图》自亮相拍场以来，就一直有些“底气不足”。正如匡时董事长董国强所说：“从我们开始拍卖这件作品，就有很大的争议，对于拍卖结果，我们也有一些预料，成交的可能性比较小。” 即便是研究者刘九洲本人，也认为这幅画是王维真迹的概率“在15%以下”。王维要是得知此事，恐怕会大喊：“我不是，我没有！”即便如此，我们也未必要对《着色山水图》彻底失望。北京匡时拍卖中国书画部副总经理程良锋说，此图是 “近二十年来拍卖市场上少见的一件宋代以前的作品”，即其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宋代，而更接近唐代。

传 褚遂良 大字阴符经

伪：书风与书写年代不符，题跋印章皆为伪造。

好：笔势纵横清晰，天趣自然。体势开张，线条对比强烈，波折起伏，巧于变化。艺术水准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