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练兵时期的蔡锷

蔡锷在广西从事军事教育期间，曾有一书致好友刘五典，全文如下：

迭接凤初（即苏鹏——引者）来函，借悉吾兄近况，至以为慰。惟陆军速成之内容，吾兄所任之钟点、责任及与同事相处之情形，亟欲得而闻之，望乘暇以一纸书相告。弟现承乏兵备处会办，若仍兼两学堂职事，自问碌碌，莫克肩此重荷，时用战兢。测绘一方面，自黄君绩臣来以后，当日有起色，今冬毕业后可开办测量部矣。樊先生症甚危，现正拟派毕君（即毕春深——引者）护送东渡就医，出此破釜沉舟之举，实非得已。盖久滞此间，是坐视其困也。医费筹得六百余两，可以支持四五月之久，惟此后汇款不易，请兄便中调查从广东汇兑之法见告，免致临时周章。盼切，盼切!广东陆军小学教科书如有印本，请转托苏君（即苏鹏——引者）邮赐一分，学兵营章程亦乞搜寄一分，余续陈。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此书的称谓、署名和日期却均尚付厥如（这种情况在《蔡松坡先生遗集》中也很普遍），所以后人在编纂蔡锷文集时对此书的写作时间大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推导来确定，因此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1909年。1943年，刘达武、石陶钧等人编辑出版《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将此书的时间标为“宣统元年七月”，其对应的公历日期就为1909年8月16日至9月14日间。又查《蔡松坡先生遗集》所附《蔡松坡先生年谱》1909年条目说：“九月资送樊师回籍（先集得六百金欲资其东渡就医，寻以疾笃，资送回湘）。”可见，刘达武等人将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定在宣统元年七月是根据年谱条目“宣统元年九月”蔡锷资送樊锥回湘的时间推导出来的。

二是1907年。1983年，毛注青、陈新宪等编《蔡锷集》时，将此书的时间标为一九0七年七月，并加注释：“此书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时，系为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七月，误。按：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载，一九0七年“二月，兼兵备处会办”，樊锥系一九O八年四月十四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十四)病逝于邵阳。信中有“弟现承乏兵备处会办，……樊先生症甚危，……”故知当写于一九0七年七月。”可见，毛注青和陈新宪所说的1907年是根据此信中所说樊锥病重和樊锥逝世的时间推导出来的。曾业英1984年编《蔡松坡集》时，也采用了毛注青等人一九0七年七月的说法，并将此信的时间标为（公历）“1907年8月9日—9月8日”。

三是1905年。2008年，曾业英在修订《蔡松坡集》并改名《蔡锷集》时，却又将此书的时间改为1905年8月9日—9月8日（此处有误，1905年农历七月所对应的公历应为8月1日—8月29日间），并加注：“原署宣统元年‘七月'，误。据石建勋《樊锥传略》载：樊‘病亟。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冬返籍，丙午（1906年）春二月卒，年甫三十有五。'此信中又有言：‘弟现承乏兵备处会办……樊先生症甚危……'可见，此信当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这一次，曾业英虽然也是依据樊锥病重和樊锥逝世的时间推导而来，但他却是以石建勋《樊锥传略》中所说的时间为根据的（或许他此时认为石建勋关于樊锥病重和樊锥逝世时间的说法更符合史实），因而得出了与他自己前一次提法不同的结论。

以上三种说法看起来各有道理，确实让人一时难以分辨孰是孰非。但仔细研究这三种说法，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都是由蔡锷之师樊锥病重和逝世的时间推导而来的。第一种说法先是认定蔡锷资送樊锥回籍的时间在宣统元年九月，因写信稍稍在前，就将写信时间定在宣统元年七月。第二种说法是认定樊锥逝世于1908年，故倒推一年，即1907年蔡锷资送樊锥回籍，所以就将写信时间定在1907年7月。第三种说法则根据樊锥生前好友石建勋对樊锥被送回籍时间的回忆来确定蔡锷写信的时间。

既然以上三种说法都与樊锥病重和逝世的时间有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确定樊锥病重和逝世时间来推定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呢？然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樊锥家乡邵阳，对其逝世时间历来也有三种说法：

一是1906年说。1962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印行《樊锥文集》，其中附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委托樊锥生前友好石建勋所著《樊锥传略》。在这篇文章中，石建勋说，樊锥在广西因病重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冬返籍，丙午（1906年）春二月卒”。

二是1907年说。当时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邵阳人唐希抃（樊锥另一个弟子唐巘之侄）说，1907年“樊因筹办学堂，不胜繁剧，以致肺病复发”，“坚决要回邵阳。松坡先生不敢违命，遂请求亲自护送回籍。樊说：‘你现在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如何离得开，我想要毕春深(也是樊的学生)护送。他很细心，你们可以放心，不要为了我的病，误了你们的公事。'樊到家只几天就去世了。”

三是1908年说。原邵阳市政协副主席陈新宪在《邵阳樊锥》一文中说，樊锥卒于1908年农历3月14日。虽然他对樊锥逝世时间讲得十分清楚，但他并未交待出处，也未进行论证，而且对樊锥生病和去世的过程也说得较为笼统，只是说：“……旋返国，讲学于湘桂之间，抵桂，应蔡锷之请，入其幕，蔡仍以师礼待之。不久，因病日益恶化，蔡资送回邵阳，寓城内就医，一九0八年春节后逝世。”

这样一来，对于樊锥逝世的时间和蔡锷致刘五典书写作时间两问题的研究似乎进入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成为难以解开的“死结”。

由于樊锥去世较早，有关他的历史资料本来就非常少，要再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已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倘若按照以前的思路，仍希望通过对樊锥病重和逝世的时间的考证来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转换思路，回到蔡锷致刘五典书，通过对蔡锷信中所涉及的其他人物和事件的考证来得出蔡锷写信的时间。仔细分析蔡锷的原信，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刘五典、樊锥外，信中还涉及了蔡锷好友苏鹏以及广东陆军小学、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等。这些信息或许是我们解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之谜的关键。

经查，苏鹏，字凤初，湖南新化人，1880年出生，1903年入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与蔡锷、黄兴等共同密谋反清革命，1906年5月因回国参与组织陈天华、姚宏业公葬岳麓山活动而遭清政府悬赏通缉，曾转赴广西投奔蔡锷等人。对于这段经历，苏鹏后来在《柳溪忆语》中有详细的记载：“予于丁未(1907年)春，出奔桂林，应曾叔式君之聘，充当高等巡警学校理化教习。旋因抚院与藩司意见龃龋，警校停闭，……当此蔡君松坡在桂，办理广西陆军小学，兼办随营学堂，所延用教职员，多湘籍旧雨，如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卓如辈，整饬严肃。于学科之外，尤重精神教育，为国家将来蔚成有用之材。予朝夕过从。松坡得粤东电，悉需聘教员，乃缄荐予与邵阳刘君五典偕往，刘应陆军速成学堂之聘，予应陆军小学聘。”我们将苏鹏的这段回忆与有关史实进行比对，发现结果完全相符。蔡锷1905年6月赴桂后确实邀请了谭人凤、曾广轼（曾叔式）雷飙（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森（岳卓如）湘籍革命党人前去工作。谭人凤后来回忆在桂林“夜深与松坡、叔式(曾广轼)、梅霓仙(梅尉南)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的情景时，深感“颇幸遇合非偶”。雷飙、岳森则作为蔡锷在湖南武备学堂的学生，都跟随蔡锷到了广西，雷飙后来任广西陆军小学监督，岳森后来还随蔡锷去龙州接办讲武堂。再者，广西陆军小学于1906年冬由蔡锷创办，1907年3月开学。苏鹏说去桂后见蔡锷正在办广西陆军小学也是符合史实的。此外，据查，广东陆军小学初为广东陆军中学堂附小，1906年10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改为独立的小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堂也于1906年6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创办，苏鹏说蔡锷1907年春推荐他和刘五典去广东两校谋职也是可信的。由此可证，蔡锷致刘五典书应写于他推荐苏、刘二人去广东任职之后的一二月间。

经以上考证和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大致在1907年夏秋之间或农历七月。毛注青在《蔡锷集》中所标“一九0七年七月”应为农历，倘若换成阳历，则应为曾业英《蔡松坡集》中所标之“1907年8月9日—9月8日”。同时，随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的确定，其他一些以前有争议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樊锥逝世时间是1908年春；蔡锷于1907年春兼任兵备处会办；广西新军学兵营办于1907年之后。这些结论对于蔡锷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原载：《魏源文化》第三期）蔡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