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第3067部队菊地支队的福岛康雄、松井勇等7名士兵偷偷到一家酒馆喝酒，一直喝到涕泪满面，泣不成声。他们一面抒发思乡之情，一面发泄不满。由于怕被上司查知，福岛等人被关进日军的防疫隔离班接受整肃纪律、净化思想的惩处。在这里，福岛等人意外地遇见一位曾被新四军俘虏后又被释放回来的日军士兵。

这名士兵告诉福岛等人，他亲眼看到新四军优待日军战俘，不打不骂，尊重人格，不搜财物，生活上还给予照顾；对战死的日军尸体都给予掩埋立碑，以方便以后查找。他还说，有许多被俘日军士兵自愿加入了新四军，与中国军民一道，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不义之战。福岛康雄等人听后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感到日本当局的“圣战”宣传都是欺人之谈，并由此萌生了秘密组织出逃投奔中国新四军的愿望。

近代辛亥革命后，中国各地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之中，四川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川内各地军、政、财权完全由大小军阀控制，俨然一个个小小郡国，即处于所谓的防区制状态。各军阀间因防区范围的变化而混战不休，从1921年到1935年，川内至少发生478次混战，平均每月两战，其战乱频度堪称全国之最。

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以及鸦片泛滥，川军士兵精神和身体素质都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军队形同散沙。但就是这群“吊儿郎当的双枪将士”为何能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雄壮出川抗日？这种看似幅度很大的转变并非凭借个别英雄人物的英明决策而猛然获得，而是在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上，经过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而产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