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耕耘不輟的史学家：方祖猷口述史

口述者：方祖猷

采访、转录：严佳嫒

编辑：乔方悦

时间：2018年5月24日下午

地点：东湖花园

采访人：方老师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人生经历，您从读书时期开始讲讲。

受访人：我出生在宁波，中山公园那里。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进宁波，炸弹炸了宁波好些地方。我小学在大沙泥街的乐群小学，之后转到翰香小学，翰香小学在宁波相当有名，一直读到毕业。中学进入了效实中学，我的姐姐和妹妹也都是在效实中学。在我高二那一年，宁波才解放。

1952年，我从效实中学毕业。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是重文轻理，我文科十分好的，但是没有好好读理科。效实中学的理科还是相当好，在当时的宁波市里是第一名。但我依然没好好读理科，只念文科，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偷偷看小说。

那个时候兴起了壁报，不仅宁波有，上海和全国也都有了。在学校里面是我先发起的。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写好之后贴在墙壁上给大家看，这叫做壁报。我的文章是关于日本侵略战争和国民党最后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后，发生二次革命，之后是反对袁世凯，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想要战争了，到最后1931年的国共内战，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抗战时期就是打日本，日本打好以后又是战争，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都是战争，所以我就写了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东西。

那个时候，在初中我们有一个童子军，童子军的教练员看过我们当时出的壁报。解放的时候，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个时候不叫共青团。毕业的时候，国家提出来：国家需要技术，技术需要人才，人才需要老师这样的理念，因此那个时候团省委提出我们参加青年团的去读师范学校。因为我高中念的是文科，本来想考复旦大学的新闻系。那个年代考大学很容易的，因为学生少，所以很好进去。浙江省在杭州办了一个浙江师范专科学校速成班，可以快点去当老师。我那个时候想去复旦读新闻或者文学，但是这两个系都没有，只有一个历史系，那我就考历史系读历史去了。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钱塘江旁边的之江大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被撤销了。之后，就跟着我们学校搬到了那边，学校改名为浙江师范学院，一直读到了毕业。

1953年，我从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当时江苏环境是比较好的，但是没人想去泰州，就由我带头，去了江苏。那时候到了南京教育厅，我本来被分配到无锡，另外一个人分配到苏北泰州，他不肯去。苏北在当年是相当穷苦的地方，领导问我肯不肯去。当时我生了肺病，我说那边有没有医院，有医院的话我就去。所以我就被分配到江苏泰州了。那个时候的泰州真的很穷，有一年我记得下大雨，河水都漫上来了，河道和路都分不清了，两旁都是草棚房，有的母女俩就只有一条裤子。我过去以后，那里的人对我很重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苏南的跑到苏北去的。

195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有两年考察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不久，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那时候泰州地摊上满是《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旧书。我买了一整套《胡适文存》，发现其中有一篇《美国的妇人》。我想批判这篇文章，就写出来了，还寄到《历史研究》杂志社去。当时的编辑很负责，一一退回。每次回到宁波，我总要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妇女方面的著作。有一次路过上海书店，就到书店二楼看到了一套套的妇女著作，我全都买了回来，很便宜。那个《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主动介绍我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宣教部联系。我也给《中国妇女》杂志社多番投稿，但水平很差，没有一篇被采纳的。那时解放以后，全国妇联要搞一个妇女运动史，全国妇联宣教部的领导决定调我去全国妇联运动史资料组工作，可能由于当时我患肺结核病吧，信写到学校里来，但没有调动成功。而这就是我做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一篇文章都没发表过，但依然作为泰州市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还因为《妇女杂志》的总编辑是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我又被套上“小黑帮”的帽子。那时候把我关起来了，上街游行批斗。其实，田家英和董边的名字过去我根本不知道，还是造反派告诉我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就把我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后，发现杭州读书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学留下来做老师的，我正在彷徨无助的时候，接到在高校读书时候同班同寝室的好友，沈善洪的电话。他毕业以后就留下来，当领导去进修，留下来在杭州，在当时浙江省社科所当所长。那时候，他就给我写信，说你不是在泰州吗？为什么不去研究泰州学派呢？泰州学派就是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开创的学派，于是我就去研究泰州学派了。

80年初，我申请调回宁波，就到了效实中学去工作。在效实中学的时候，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王艮的哲学思想》，发表在《浙江学刊》上。当时，王阳明是被批判的，共产党对王阳明是全部否定的。蒋介石公开发表文章赞扬王阳明，实施保甲制度，所以当时对其是全部否定的。80年代，沈善洪写了一篇《王阳明思想评述》，发表了之后，他们同中国哲学史协会合作开办了一个国际性的宋明理学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与会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发表了自己对宋明理学的看法等。从那之后，研究王阳明的多起来了，书也多了，所以沈善洪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时我还在效实中学当历史老师，学校对我搞研究而不去做历史教学有些不满，我就想离开效实中学了。1986年，宁波大学成立了，我便同宁波大学联系，学校的领导要我去，谈的条件也不错。他说你如果调到这里来，一是解决住宿问题，二是解决职称问题，三是工资问题。因宁波师范学院调动手续快，我去了宁波师院。1988年，我又调到宁波大学，宁波大学那时候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作为向海外联系的窗口，主要的任务一个是文化史方面，另一个就是我负责的阳明学研究。那会还有人奇怪说，宁波大学怎么有一个阴阳学研究所，估计是看的比较大意，把阳明学看成了阴阳学。那之后我就提出来，我们这边有名的人不只有王阳明，还有黄宗羲、万斯同这些浙东学派。这些做研究也很有价值，于是研究所的名字就改成了浙东学术研究中心。这个时候以我的名义开始研究，从王艮、泰州学派、最终到浙东学派。

我这个人的一生，在几个关键点上总有人帮忙。一个是沈善洪在我学术彷徨之时让我去研究泰州学派，一个是宁波大学的领导愿意接收我，专心致志做研究。还有一个人，就是陈训慈，陈训慈是陈布雷的弟弟。陈布雷本名叫陈训恩，布雷实际上是面包bread的音译。有一次去拜访陈训慈的时候，他提出想跟我合作写一本书，研究万斯同。当时陈先生把他的资料全部给我，写好之后还交给他修改，他的文学水平相当高，在他的帮助之下，这本书算是写好了。但是出版发生问题，浙江大学不肯出版，九十年代初是国家最穷的时候。陈训慈就说要不去香港想办法，后来联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并请沙孟海写封面题词。当时沙孟海也写了一篇文章《万季野

题记》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上。本想作为书的序收录进来， 但因为出版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这个可以说是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其次就是在沈善洪的帮助下，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认识了一些国际学者，像日本的小野和子教授。在抗战胜利以后，日本的学者分成两种，一种是研究欧美地区的，另外一批是研究中国的。小野和子的成名之作是《明季党社考》，具体考察了被称为东林党以及其后继者复社的形成过程，包括主要成员、主要观点、组织和人物关系，并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清初晚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小野和子也是最早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人吧，《中国女性史（1851—1958）》主要是针对女性历史、思潮与运动及其带来的女性社会地位变动的相关研究，在我写《晚清女权史》这本书的时候，小野和子教授在这方面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

在宁波大学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浙江省的佛教、佛学。宁波的佛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在佛教史上起很重要的作用呢？在清朝末年，许多爱国的人要救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革命运动。教育科学救国等等，而佛教呢，就是佛教救国，通过佛教革命和佛寺改革。宁波天童寺出来的太虚大师可以说是后来佛家改革的核心领导者。清末民初，佛教复兴，各个宗派也复兴了。天台宗复兴，就在宁波的观宗寺。那时候西方侵略中国，首先通过基督教的宣传在文化上侵略中国，那时候基督教影响很大，佛教要抵制这种基督教文化，提出佛教要改革，要开办佛学院。在太虚大师的领导下，基本以浙江、江苏为主，包括厦门，发展佛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自然存在激进派和保守派，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所以我就向学校提出来申请一个佛教研究所，后来学校领导也同意了。过去我出版了三本佛教的书，第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天台宗观宗讲寺志（1912—1949）》，还有2011年和2012年出版的《宝静法师年谱》和《谛闲法师年谱》。最近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张汝钊居士集》，是观宗时代的一个女诗僧，很有才华的。

我的学术主要就在浙东学术、佛教、女权这三个方面，接下来我还想写一个一带一路与宁波佛教在海外的传播。也是基于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以我主写，但又有一些困难。主要是之前认识的法师都已经过世了，我现在要联系他们，但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估计要写三十万字左右，用两年时间把它写好。

我现在还是手工写。我不是写字，我叫爬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爬，到我爬不动为止，长时间对着电脑我眼睛吃不消。等这本佛教写完，我准备再写一本关于王阳明的书，研究王阳明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出过有关王阳明的书。虽然有很多人在研究王阳明，我想写解放前后对王阳明研究的过程，写这个过程，写后人对他的研究过程，写到上世界为止，这世纪就不写了。我准备按年代写，比如我第一次参加宋明理学讨论会，后来召开的关于王阳明的国际学术会议等等，把这个线索理清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要了解王阳明这个人，别人写王阳明的著作我也要看，这个是很难写的。所以我打算尽快把一带一路写完，去写王阳明。

我在泰州研究资料很少，要搞研究，必须要有一个资料，没有资料你根本不能研究。我写一带一路与近现代佛教在海外的传播，这些资料我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没有资料，你自己创造历史是不行的。但是我研究的话有一点，写文章要接地气，我们现在的研究当然要接地气。比如说，到宁波我们研究黄宗羲，这样才是可以的。但是接地气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地气”在全国、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如果在全国、世界范围内没有影响，当地地方也是可以研究的，但影响程度就会有限。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像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这些人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就算没有资料也要充分挖掘资料。在写的过程中虽然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会有周围人和朋友的支持鼓励，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做研究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以你自己为主，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