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商界，最负盛名的莫非江浙一带的“财神”胡雪岩。但是当时中国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钱。那就是弥勒市虹溪镇的王炽，绰号“钱王”，曾排世界富豪榜第四位，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既善运谋致富，也用财有方。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发电机，建设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昆明石龙坝水电站、昆明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电灯公司是王炽创办的；光绪九年，出资助清兵入越抗法(即史书记载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人是王炽；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中国第一条铁路”——滇越铁路路权的，也是王炽。

他自幼家贫、父兄早早过世、靠母亲当了首饰，凑了十几两散碎银子而起家的红顶商人。他是一个大写的“白手起家”的传奇。

他到底有多富？他的“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他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淸之国库也！

发迹：从20两纹银到“滇南王四”

虹溪王氏先祖多出“武略将军”、“武骑将军”等职。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帅，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弥勒王氏先祖从军随征，来到了云南，后定居陆凉（陆良）伍军屯。陆良王氏家族成员之一王再一，后来来到了弥勒，留守白云冲，从此定居发展，成为虹溪王氏的先祖。王佑贤先生告诉记者，从先祖王再一定居白云冲至1996年，时间过了400多年，虹溪王氏已繁衍至十九代。

白云冲是虹溪王氏定居的发源地，约在五世祖后又分出两个支系，一支在镇东北的石洞村，一支在镇内的东门街。王炽一家，出自东门街支系。王炽在王家的族谱中属第十三代。但到王炽祖父辈时，家道早已衰落。

王炽诞生于1836年四月十二日（公历1836年5月25日），是家里的老四，字昌国。王炽年少时，三个哥哥夭折，父亲不久也过世了，家境十分窘迫。母亲张氏和祖母，以纺织谋生，省吃俭用，苦苦维持生计。

“幼而颖异”的他没办法，只得早早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为了能有所发展，母亲张氏把家里值钱的首饰等物件变卖了，总共凑到约20两纹银，交给王炽，这就是他成为一代“钱王”的启动资金。

凭借这笔启动资金，王炽用这笔钱从家乡虹溪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这样来回都有生意，资金周转很快，加之王炽很能吃苦，也知道节俭，凭着勤劳和机敏，王炽不久就积攒得百多两银子。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在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家里已经比较殷实。

机遇：危局中带来的商机

咸丰年间，因为地方官处理民族矛盾不当，造成了云南各处起义，一时盗匪横行，道路断绝。老百姓要卖自己出产的东西，没人敢来买，要买急需的商品，没人敢来卖，各村各镇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

王炽就在这样的危局中看到了商机。用攒下的200多两银子，他组织了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成立了“滇南王四”马帮，专门在各地做互通有无的生意，一下子赚了大钱。

后来王炽回忆道：“是时，田园荒芜，而泸西各地，有积货如山而价极贱者，有物价暴涨日数变者，予操之以敏捷，对其有无，朝发夕至，如米盐粮糖茶百货之属，皆利市十倍。”

但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王炽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知道泸西某镇急需一批药材，于是定好价钱后飞马前往省城购药，到了省城就傻眼了，这批药材刚刚被人买走一大半，“物以稀为贵”，剩余药材的价格立马翻了几番。见此情形，马帮里有人劝王炽放弃这笔生意，或者买下药材后回去也如法炮制加价出售。王炽经过深思熟虑后不但没有听劝，反而按照目前的行市高价进药，又用当初谈好的价钱低价卖出，只这一笔他就损失了十余趟买卖的利润。可是这件事却树立了王炽的“信”，“滇南王四”马帮的生意更好了。老百姓宁可赊账也愿意把货物卖给他，说要是连滇南王四都信不过，那就没有能信得过的马帮了。

火并出命案、只身逃重庆

就在王炽准备在生意场上大展拳脚的时候，却不幸卷入到了一桩人命官司里，不得已离开家乡。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后，广西州大绅周廷升到十八寨访友，王炽与“地头蛇”姜庚争相宴请，为购一笼猪肝斗口角，王炽动怒，派手下人杀害姜庚，尔后背井离乡逃往昆明。他投住做生意时认识的一文职官员李树勋家，竟得李氏一个长得俊秀文雅的15岁女儿倾慕，并结为伉俪。

之后王炽因战事辗转来到重庆，见此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临街铺面一间，挂出“天顺祥”的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天顺祥”商号这个商号的名字起源，据说是因为王炽初到重庆时，看见一条大鱼摆在案头上，认为：“此乃吉庆有余之兆，或发祥地即在此地也。”从此“天顺祥”这一商号，渐渐发展到全国。

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

智勇令人称赞，据传，一次王炽的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到凹里时，遇到百余名劫匪，赶马人吓得四散逃命，但王炽却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指明要见匪首。匪首对王炽的勇敢机智大为赞赏，不但放走了王炽，还归还了一半货物与全部马帮。这件事传开之后，“滇南王四”名气更著，沿途各路山贼也对王炽马帮礼让三分，王炽的生意也更加兴盛。王炽看准这个大好机会，一方面借机树立声望，另一方面抓紧时机在叙府增设分庄。

王炽富而不惰，以身作则，亲自赶马运货到云南，又由云南办货至重庆，并在“天顺祥”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光绪初，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

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王炽回庄后立即组织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不敷之数，以需办货为辞，密向西帮票号和生意帮以及同乡富有者筹借。由于王炽平时信用昭著，故能有求必应。只八天，王炽真的把商号里所有银两都拿了出来，连商号都抵押了出去，东借西凑，终于弄到了十万两白银，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这一举动让重庆的大小商家都服了，于是，当他的“同庆丰”钱庄开业时，根本就不必去费心拉主顾，人们争相把银子往钱庄柜台里送。

精明之“官之所求，商无所退”

与其他小商贩不同，王炽的精明在于他深谙时代的本质，商人必须找一棵荫庇的大树。他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

就这样，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天顺祥”商号渐渐发展到全国。

王炽在昆明创立“同庆丰”商号，改组了“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成为与山西派“北帮票号”共同称雄的“南帮票号”。“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各埠“天顺祥”为分号。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都设有办事机构。，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

除此之外，王炽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设置“同庆丰”分号。自此，全国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均可在沿途钱庄凭票取款，“同庆丰”每年经办的各省之间及上缴朝廷款项就有数百万两白银。

王炽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竞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百余年来，在彩云之南的昆明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那是清末的一天，外面在下着绵绵细雨，红顶商人王炽的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着一个六七岁的黑衣孩童走了进来，脸上都脏兮兮的。柜前，许多小伙计正在那忙着算账，见了他们，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头都没抬一下，“存钱吗。”老人枯树皮似的双手颤微微地捧上了一枚油迹斑斑的铜钱，小伙计笑了：“要饭的吧。”老人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想给他存点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声称：“一枚钱太少，存多了再来吧。”老人道：“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他苍白的须发抖动，面含悲色。然而不管老人怎样低声哀求，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信义天下”的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第二天，不利于同庆丰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在当地引起巨大震撼，同庆丰的客户们也恐慌不已，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于是纷纷涌到同庆丰提现银存到别家钱庄。事情已极为紧迫，大东家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彻查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找到后，他痛心疾首：“人无信而不可以立呀。”最后，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把他们那一文钱设立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此后，人们对同庆丰的误会才渐渐消散。对王炽的仁厚和诚信深为钦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信用有加，不愧为商坛巨擘。于是大量的银子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同庆丰钱库。在那个没有多少法治和金融体制保障的社会，王炽的这一英明之举挽救了他的商业帝国。

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余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

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有人认为王炽的钱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

成就：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侵略军由越南北进，企图占领越南全境及滇桂边地。朝廷诏命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统兵援越抗法。当时军情紧急，所需要的军饷数目巨大，岑毓英找到王炽，他慷慨答应。有了王炽的支持，中国军队的后勤也就有了保障，而“同庆丰”在中法战争中，前后共支垫了60多万银两！战事结束后，岑毓英回到昆明，送给王炽“急公好义”匾额一块、鲍赐“义重指国”匾额以旌表。

王炽垫付的军饷，后来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归还。但也是因为给清政府垫付了巨额饷银，“同庆丰”在全国的知名度和信誉大增，各大商贾争相来存汇，业务剧增。王炽的义举，不久就被岑、鲍二人上奏朝廷，清王朝诰封王炽“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候选道”的官衔。

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又垫银相助。岑、鲍甚为感激。

光绪十九年（1893年），四川泸州的木桥被水冲塌，王炽知道后，立刻就派人请来工匠，准备材料，在当地人的协助下，修建了一座永久性跨江铁索桥。王炽修桥的事情，震动了四川官方，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

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他冒险夺标，垫付数10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王炽富甲一方的时候，他开设的“同庆丰”北方分号，继1883年中法之战垫付60多万军饷后，在十几年之后他又办了一件让国人惊叹的大事。这一次他救的是大清国的慈禧太后！

1900年的夏天，北京城烽烟四起，皇城根儿下闹得是人仰马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逃到西安。此时王炽已经垂垂老矣，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尽“同庆丰”钱庄的一切力量帮助朝廷渡过难关。就这样，在其他商号都慌不择路撤出京城的时候，一路上“同庆丰”分号无条件供应慈禧太后的车队所需。这才让落难的慈禧风风光光进了西安城。而后慈禧在西安的全部花销，也都由“同庆丰”一手包办了。

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百废待兴，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人祸未息，天灾又降，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议和之后，凤驾回銮，慈禧与大学士李鸿章特意提到了王炽，打算给他封赏。李鸿章说：“听闻此人因为急公好义，屡做功德，早已经被朝廷加封为一品，一个商人总不能封给他爵位吧，实在是无可再封了。”“那我就封他一个‘三代一品’！”慈禧太后一句话，王炽上下三代都成了官至一品的红顶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新鲜事，况且贵为一国之尊的慈禧太后还要在紫禁城亲自接见王炽，可惜王炽当时已经生病，没能成行。一时间王炽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同庆丰”也因此在大清商界树立了坚如铁石的信誉。

清廷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急公好义”和“义重指群”匾额以旌表中，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超出了巨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

衰败：因“官”荣，因“官”败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三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前后达十五年），派王为矿务公司总办。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之后从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促进了云南的实业与教育，王炽的晚年更以多年经商所信奉的原则：“道行、道德、信义”为本，将偌大的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完善和分配。先后开发了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昆明设立了公益性的“兴文当”，以所获利润资助贫困学子，鼓励学业有成者。1903年红河州石屏县袁嘉谷考中状元，王炽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兴文当”公款，一半奖给袁嘉谷这位云南首名状元，一半在拓东路建起一座享誉全滇的巍峨的的状元楼。昭示天下，激励世人。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铺设昆明至碧鸡关石板路，重建虹溪书院。，捐巨资在南盘江上建成三座铁索桥。

他出资修建昆明同仁街。在昆明有一条独具特色的街道，清一色的明黄色骑楼在周遭环境中显得别具一格。这条街道就是同仁街，始建于1872年，各地商贾一度聚集于此。王炽在筹资修建同仁街时取“同行仁德”之意，将其命名为“同仁街”。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王炽虽然很懂商业，也正是依托政治靠山而成为了一品红顶商人。但也正是他太在乎和清王朝的关系，而最终导致了王氏家族的衰败。

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左右清朝的金融市场。到1904年，户部看到金融市场在民间商人手中控制，觉得此事不妙，遂成立“大清户部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发生大动荡，与清王朝关系密切的“同庆丰”受到了巨大亏损。

各地“天顺祥”分号损失惨重，“同庆丰”在辛亥革命前贷给清王朝各级官员的公私款无处讨要。各处分号负责人更是开始营私舞弊、携款潜逃，让王家雪上加霜。“同庆丰”业务一落千丈，不得不逐个盘点收庄。

二十九年，王炽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圆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

可惜墓葬在"文革"时被毁，今存墓穴，墓前后石构建筑墓葬及石构建筑之构件部分散落于烟子寨村中。

王炽去世后，其子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王鸿图组建的铁路公司，派出数人到比利时等国家进修学习，费用全部由王家支付。在公益事业上，王鸿图和他的父亲一样，做了不少好事，1913年到虹溪开办织布厂，1925年救济灾民，平抑物价等。

许多老昆明人还会说，没有他，昆明的水电恐怕还要推迟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