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商界,最负盛名的莫非江浙一带的“财神”胡雪岩。但是当时中国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钱。那就是弥勒市虹溪镇的王炽,绰号“钱王”,曾排世界富豪榜第四位,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既善运谋致富,也用财有方。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发电机,建设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昆明石龙坝水电站、昆明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电灯公司是王炽创办的;光绪九年,出资助清兵入越抗法(即史书记载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人是王炽;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中国第一条铁路”——滇越铁路路权的,也是王炽。
他自幼家贫、父兄早早过世、靠母亲当了首饰,凑了十几两散碎银子而起家的红顶商人。他是一个大写的“白手起家”的传奇。
他到底有多富?他的“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他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淸之国库也!
发迹:从20两纹银到“滇南王四”
虹溪王氏先祖多出“武略将军”、“武骑将军”等职。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帅,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弥勒王氏先祖从军随征,来到了云南,后定居陆凉(陆良)伍军屯。陆良王氏家族成员之一王再一,后来来到了弥勒,留守白云冲,从此定居发展,成为虹溪王氏的先祖。王佑贤先生告诉记者,从先祖王再一定居白云冲至1996年,时间过了400多年,虹溪王氏已繁衍至十九代。
白云冲是虹溪王氏定居的发源地,约在五世祖后又分出两个支系,一支在镇东北的石洞村,一支在镇内的东门街。王炽一家,出自东门街支系。王炽在王家的族谱中属第十三代。但到王炽祖父辈时,家道早已衰落。
王炽诞生于1836年四月十二日(公历1836年5月25日),是家里的老四,字昌国。王炽年少时,三个哥哥夭折,父亲不久也过世了,家境十分窘迫。母亲张氏和祖母,以纺织谋生,省吃俭用,苦苦维持生计。
“幼而颖异”的他没办法,只得早早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为了能有所发展,母亲张氏把家里值钱的首饰等物件变卖了,总共凑到约20两纹银,交给王炽,这就是他成为一代“钱王”的启动资金。
凭借这笔启动资金,王炽用这笔钱从家乡虹溪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这样来回都有生意,资金周转很快,加之王炽很能吃苦,也知道节俭,凭着勤劳和机敏,王炽不久就积攒得百多两银子。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在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家里已经比较殷实。
机遇:危局中带来的商机
咸丰年间,因为地方官处理民族矛盾不当,造成了云南各处起义,一时盗匪横行,道路断绝。老百姓要卖自己出产的东西,没人敢来买,要买急需的商品,没人敢来卖,各村各镇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
王炽就在这样的危局中看到了商机。用攒下的200多两银子,他组织了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成立了“滇南王四”马帮,专门在各地做互通有无的生意,一下子赚了大钱。
后来王炽回忆道:“是时,田园荒芜,而泸西各地,有积货如山而价极贱者,有物价暴涨日数变者,予操之以敏捷,对其有无,朝发夕至,如米盐粮糖茶百货之属,皆利市十倍。”
但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王炽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知道泸西某镇急需一批药材,于是定好价钱后飞马前往省城购药,到了省城就傻眼了,这批药材刚刚被人买走一大半,“物以稀为贵”,剩余药材的价格立马翻了几番。见此情形,马帮里有人劝王炽放弃这笔生意,或者买下药材后回去也如法炮制加价出售。王炽经过深思熟虑后不但没有听劝,反而按照目前的行市高价进药,又用当初谈好的价钱低价卖出,只这一笔他就损失了十余趟买卖的利润。可是这件事却树立了王炽的“信”,“滇南王四”马帮的生意更好了。老百姓宁可赊账也愿意把货物卖给他,说要是连滇南王四都信不过,那就没有能信得过的马帮了。
火并出命案、只身逃重庆
就在王炽准备在生意场上大展拳脚的时候,却不幸卷入到了一桩人命官司里,不得已离开家乡。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后,广西州大绅周廷升到十八寨访友,王炽与“地头蛇”姜庚争相宴请,为购一笼猪肝斗口角,王炽动怒,派手下人杀害姜庚,尔后背井离乡逃往昆明。他投住做生意时认识的一文职官员李树勋家,竟得李氏一个长得俊秀文雅的15岁女儿倾慕,并结为伉俪。
之后王炽因战事辗转来到重庆,见此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临街铺面一间,挂出“天顺祥”的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天顺祥”商号这个商号的名字起源,据说是因为王炽初到重庆时,看见一条大鱼摆在案头上,认为:“此乃吉庆有余之兆,或发祥地即在此地也。”从此“天顺祥”这一商号,渐渐发展到全国。
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
智勇令人称赞,据传,一次王炽的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到凹里时,遇到百余名劫匪,赶马人吓得四散逃命,但王炽却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指明要见匪首。匪首对王炽的勇敢机智大为赞赏,不但放走了王炽,还归还了一半货物与全部马帮。这件事传开之后,“滇南王四”名气更著,沿途各路山贼也对王炽马帮礼让三分,王炽的生意也更加兴盛。王炽看准这个大好机会,一方面借机树立声望,另一方面抓紧时机在叙府增设分庄。
王炽富而不惰,以身作则,亲自赶马运货到云南,又由云南办货至重庆,并在“天顺祥”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光绪初,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
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王炽回庄后立即组织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不敷之数,以需办货为辞,密向西帮票号和生意帮以及同乡富有者筹借。由于王炽平时信用昭著,故能有求必应。只八天,王炽真的把商号里所有银两都拿了出来,连商号都抵押了出去,东借西凑,终于弄到了十万两白银,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这一举动让重庆的大小商家都服了,于是,当他的“同庆丰”钱庄开业时,根本就不必去费心拉主顾,人们争相把银子往钱庄柜台里送。
精明之“官之所求,商无所退”
与其他小商贩不同,王炽的精明在于他深谙时代的本质,商人必须找一棵荫庇的大树。他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
就这样,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天顺祥”商号渐渐发展到全国。
王炽在昆明创立“同庆丰”商号,改组了“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成为与山西派“北帮票号”共同称雄的“南帮票号”。“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各埠“天顺祥”为分号。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都设有办事机构。,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
除此之外,王炽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设置“同庆丰”分号。自此,全国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均可在沿途钱庄凭票取款,“同庆丰”每年经办的各省之间及上缴朝廷款项就有数百万两白银。
王炽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竞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百余年来,在彩云之南的昆明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那是清末的一天,外面在下着绵绵细雨,红顶商人王炽的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着一个六七岁的黑衣孩童走了进来,脸上都脏兮兮的。柜前,许多小伙计正在那忙着算账,见了他们,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头都没抬一下,“存钱吗。”老人枯树皮似的双手颤微微地捧上了一枚油迹斑斑的铜钱,小伙计笑了:“要饭的吧。”老人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想给他存点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声称:“一枚钱太少,存多了再来吧。”老人道:“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他苍白的须发抖动,面含悲色。然而不管老人怎样低声哀求,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信义天下”的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第二天,不利于同庆丰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在当地引起巨大震撼,同庆丰的客户们也恐慌不已,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于是纷纷涌到同庆丰提现银存到别家钱庄。事情已极为紧迫,大东家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彻查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找到后,他痛心疾首:“人无信而不可以立呀。”最后,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把他们那一文钱设立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此后,人们对同庆丰的误会才渐渐消散。对王炽的仁厚和诚信深为钦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信用有加,不愧为商坛巨擘。于是大量的银子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同庆丰钱库。在那个没有多少法治和金融体制保障的社会,王炽的这一英明之举挽救了他的商业帝国。
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余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
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有人认为王炽的钱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
成就: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侵略军由越南北进,企图占领越南全境及滇桂边地。朝廷诏命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统兵援越抗法。当时军情紧急,所需要的军饷数目巨大,岑毓英找到王炽,他慷慨答应。有了王炽的支持,中国军队的后勤也就有了保障,而“同庆丰”在中法战争中,前后共支垫了60多万银两!战事结束后,岑毓英回到昆明,送给王炽“急公好义”匾额一块、鲍赐“义重指国”匾额以旌表。
王炽垫付的军饷,后来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归还。但也是因为给清政府垫付了巨额饷银,“同庆丰”在全国的知名度和信誉大增,各大商贾争相来存汇,业务剧增。王炽的义举,不久就被岑、鲍二人上奏朝廷,清王朝诰封王炽“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候选道”的官衔。
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又垫银相助。岑、鲍甚为感激。
光绪十九年(1893年),四川泸州的木桥被水冲塌,王炽知道后,立刻就派人请来工匠,准备材料,在当地人的协助下,修建了一座永久性跨江铁索桥。王炽修桥的事情,震动了四川官方,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
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他冒险夺标,垫付数10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王炽富甲一方的时候,他开设的“同庆丰”北方分号,继1883年中法之战垫付60多万军饷后,在十几年之后他又办了一件让国人惊叹的大事。这一次他救的是大清国的慈禧太后!
1900年的夏天,北京城烽烟四起,皇城根儿下闹得是人仰马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逃到西安。此时王炽已经垂垂老矣,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尽“同庆丰”钱庄的一切力量帮助朝廷渡过难关。就这样,在其他商号都慌不择路撤出京城的时候,一路上“同庆丰”分号无条件供应慈禧太后的车队所需。这才让落难的慈禧风风光光进了西安城。而后慈禧在西安的全部花销,也都由“同庆丰”一手包办了。
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百废待兴,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人祸未息,天灾又降,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议和之后,凤驾回銮,慈禧与大学士李鸿章特意提到了王炽,打算给他封赏。李鸿章说:“听闻此人因为急公好义,屡做功德,早已经被朝廷加封为一品,一个商人总不能封给他爵位吧,实在是无可再封了。”“那我就封他一个‘三代一品’!”慈禧太后一句话,王炽上下三代都成了官至一品的红顶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新鲜事,况且贵为一国之尊的慈禧太后还要在紫禁城亲自接见王炽,可惜王炽当时已经生病,没能成行。一时间王炽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同庆丰”也因此在大清商界树立了坚如铁石的信誉。
清廷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急公好义”和“义重指群”匾额以旌表中,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超出了巨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
衰败:因“官”荣,因“官”败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三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前后达十五年),派王为矿务公司总办。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之后从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促进了云南的实业与教育,王炽的晚年更以多年经商所信奉的原则:“道行、道德、信义”为本,将偌大的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完善和分配。先后开发了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昆明设立了公益性的“兴文当”,以所获利润资助贫困学子,鼓励学业有成者。1903年红河州石屏县袁嘉谷考中状元,王炽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兴文当”公款,一半奖给袁嘉谷这位云南首名状元,一半在拓东路建起一座享誉全滇的巍峨的的状元楼。昭示天下,激励世人。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铺设昆明至碧鸡关石板路,重建虹溪书院。,捐巨资在南盘江上建成三座铁索桥。
他出资修建昆明同仁街。在昆明有一条独具特色的街道,清一色的明黄色骑楼在周遭环境中显得别具一格。这条街道就是同仁街,始建于1872年,各地商贾一度聚集于此。王炽在筹资修建同仁街时取“同行仁德”之意,将其命名为“同仁街”。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王炽虽然很懂商业,也正是依托政治靠山而成为了一品红顶商人。但也正是他太在乎和清王朝的关系,而最终导致了王氏家族的衰败。
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左右清朝的金融市场。到1904年,户部看到金融市场在民间商人手中控制,觉得此事不妙,遂成立“大清户部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发生大动荡,与清王朝关系密切的“同庆丰”受到了巨大亏损。
各地“天顺祥”分号损失惨重,“同庆丰”在辛亥革命前贷给清王朝各级官员的公私款无处讨要。各处分号负责人更是开始营私舞弊、携款潜逃,让王家雪上加霜。“同庆丰”业务一落千丈,不得不逐个盘点收庄。
二十九年,王炽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圆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
可惜墓葬在"文革"时被毁,今存墓穴,墓前后石构建筑墓葬及石构建筑之构件部分散落于烟子寨村中。
王炽去世后,其子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王鸿图组建的铁路公司,派出数人到比利时等国家进修学习,费用全部由王家支付。在公益事业上,王鸿图和他的父亲一样,做了不少好事,1913年到虹溪开办织布厂,1925年救济灾民,平抑物价等。
许多老昆明人还会说,没有他,昆明的水电恐怕还要推迟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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