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五端午节，

宁波人有在家门口插艾叶、挂菖蒲的习俗，

俗称“蒲剑斩千妖，艾旗招百福”。

有的还在艾旗下面挂一个大蒜头，

用于镇宅消灾。

可惜在1941年的那个端午节，

对当年海曙章水大皎村的村民来说，

是个家破人亡的大祸之日。

家门口的蒲剑没能挡住妖魔的入侵。

旧时的大皎村坐落在四明山区皎溪谷地，是鄞西山区的“中央商务村”之一。全村有四百多户人家，村中央的商业街上有米店、布店、药店、南货店，还有酒坊。周围五六个乡的乡民都选择来这购买生活用品。市场繁荣，人们安居乐业。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侵华日军凭借军事装备上的优势，将战火延烧到浙东地区。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日军在鼓楼下举行入城式。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部队和国民党194师纷纷撤离，转移进了鄞西山区。

鼓楼下的侵华日军

俞济民，奉化人，是蒋介石亲信俞济时的哥哥。1932年任宁波警察局长，后又兼任鄞县县长、鄞奉游击部队指挥官等职。在战火纷飞的国难岁月里，集军、政、警大权于一身，为宁波人的父母官。

日寇在镇海登陆后，俞率部抵抗。市区沦陷，俞转战四明山，坚持抗日，并在大皎成立 “六区警备指挥部”，任指挥官。提出的任务是：“固守四明山，适机进取，收复失地。”

同年端午的前二天，宁波日寇以一个旅团兵力（约7000人）进行扫荡，出发前扬言要撤退，国民党的谍报员听信传说，不加判断就向上报告。指挥部司令们也都盲目听信，以致毫无应变准备。消息传开，“指挥部”人员都兴奋地打好行装，准备回到宁波过端午节。大皎人也高高兴兴地挂蒲剑，做粽子，气氛一片祥和。

到了端午前夜，参谋王兴藻深夜接到话务员卢念慈汇报的可疑电话后，觉得情况不妙，大皎似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即向司令们报告。“四明山游击区司令部”的兵力超过一万多人。经讨论后，决定下紧急撤退令，侥幸突出日军包围。

拂晓时分，日寇一边用机枪封锁道路，一边向村子搜索，当场有30多名国民党士兵和文职人员被打死，这次不战而溃逃，损失了许多粮食及部分辎重枪炮。

清晨，全村男女老小都被赶到村头的大晒场集中，然后日军分队抢劫，什么都抢，拿不走就烧掉，包括房子。一时烈焰腾空，哭声连天。有个70岁的老太和一个七八岁小孩被活活烧死。

大火从早上6点烧到下午2点，整个村庄1600多间房屋成废墟。杀害村民11位，40多名妇女遭蹂躏。国民党鄞西自卫游击大队副大队长边元仁，宁波红色烈士陈晓云（又名陈继芳）的丈夫，在这次暴行中牺牲。

日军火烧大皎后，昔日繁华的商业街不复存在，百姓无家可归，只好在茅坑、凉亭里搭棚群居。大家忍饥挨饿，吃草根，扒树皮，乞讨勉强过日子。其中外出要饭的就有300多人。

更为严重的是，那年刚好逢干旱，瘟疫流行。日军又加紧封锁，山货出不去，粮食进不来。幼无粮，民无房，饥寒相交下，病死饿死的就有120多人，其中全家饿死的达10多户。

大皎碑文

当地的百姓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民国三十年，宁波会沦陷，大吃测米衣，草籽夹麦皮，六谷磨勿死，肚皮饿得喳喳稀。”

大皎乡保长在请求贩灾的呈文中说：

本保等人民，灶无炊龚之粒，身无蔽体之衣，在此刺骨之际，日住倒墙茅棚，夜睡草堆破絮之中，发肿者如鼓，饥饿者如柴，患病在榻者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冻死、饿死者已有二百余名，号哭之声随地可闻，死亡埋葬之事时有所见。其凄惨之状，非笔墨所形容……

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建造皎口水库，大皎村整体搬迁，日军火烧大皎旧址以及原村落建筑也永沉水底。横卧在青山间，出现了一座时而烟波浩渺，时而波光粼粼的大湖。

皎口水库 1980年投入使用 乐在山水/摄

沧海桑田，大湖湖底却承载着一笔耻辱。就在水库公路边上的小山岗，有一座水泥亭纪念亭，名叫“毋忘亭”，亭中竖立的石碑记述了“日寇焚毁大皎村”的惨痛史实，以警示后人！

毋忘亭 碑文在前图

俞济民，国民党少将军衔。不能称其无能，也算是一个积极抗日、工作勤勉的县长。在开明街灭鼠疫事件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害。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任糖业公司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后逝于台北，再也没有回过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