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五端午节,
宁波人有在家门口插艾叶、挂菖蒲的习俗,
俗称“蒲剑斩千妖,艾旗招百福”。
有的还在艾旗下面挂一个大蒜头,
用于镇宅消灾。
可惜在1941年的那个端午节,
对当年海曙章水大皎村的村民来说,
是个家破人亡的大祸之日。
家门口的蒲剑没能挡住妖魔的入侵。
旧时的大皎村坐落在四明山区皎溪谷地,是鄞西山区的“中央商务村”之一。全村有四百多户人家,村中央的商业街上有米店、布店、药店、南货店,还有酒坊。周围五六个乡的乡民都选择来这购买生活用品。市场繁荣,人们安居乐业。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侵华日军凭借军事装备上的优势,将战火延烧到浙东地区。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日军在鼓楼下举行入城式。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部队和国民党194师纷纷撤离,转移进了鄞西山区。
鼓楼下的侵华日军
俞济民,奉化人,是蒋介石亲信俞济时的哥哥。1932年任宁波警察局长,后又兼任鄞县县长、鄞奉游击部队指挥官等职。在战火纷飞的国难岁月里,集军、政、警大权于一身,为宁波人的父母官。
日寇在镇海登陆后,俞率部抵抗。市区沦陷,俞转战四明山,坚持抗日,并在大皎成立 “六区警备指挥部”,任指挥官。提出的任务是:“固守四明山,适机进取,收复失地。”
同年端午的前二天,宁波日寇以一个旅团兵力(约7000人)进行扫荡,出发前扬言要撤退,国民党的谍报员听信传说,不加判断就向上报告。指挥部司令们也都盲目听信,以致毫无应变准备。消息传开,“指挥部”人员都兴奋地打好行装,准备回到宁波过端午节。大皎人也高高兴兴地挂蒲剑,做粽子,气氛一片祥和。
到了端午前夜,参谋王兴藻深夜接到话务员卢念慈汇报的可疑电话后,觉得情况不妙,大皎似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即向司令们报告。“四明山游击区司令部”的兵力超过一万多人。经讨论后,决定下紧急撤退令,侥幸突出日军包围。
拂晓时分,日寇一边用机枪封锁道路,一边向村子搜索,当场有30多名国民党士兵和文职人员被打死,这次不战而溃逃,损失了许多粮食及部分辎重枪炮。
清晨,全村男女老小都被赶到村头的大晒场集中,然后日军分队抢劫,什么都抢,拿不走就烧掉,包括房子。一时烈焰腾空,哭声连天。有个70岁的老太和一个七八岁小孩被活活烧死。
大火从早上6点烧到下午2点,整个村庄1600多间房屋成废墟。杀害村民11位,40多名妇女遭蹂躏。国民党鄞西自卫游击大队副大队长边元仁,宁波红色烈士陈晓云(又名陈继芳)的丈夫,在这次暴行中牺牲。
日军火烧大皎后,昔日繁华的商业街不复存在,百姓无家可归,只好在茅坑、凉亭里搭棚群居。大家忍饥挨饿,吃草根,扒树皮,乞讨勉强过日子。其中外出要饭的就有300多人。
更为严重的是,那年刚好逢干旱,瘟疫流行。日军又加紧封锁,山货出不去,粮食进不来。幼无粮,民无房,饥寒相交下,病死饿死的就有120多人,其中全家饿死的达10多户。
大皎碑文
当地的百姓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民国三十年,宁波会沦陷,大吃测米衣,草籽夹麦皮,六谷磨勿死,肚皮饿得喳喳稀。”
大皎乡保长在请求贩灾的呈文中说:
本保等人民,灶无炊龚之粒,身无蔽体之衣,在此刺骨之际,日住倒墙茅棚,夜睡草堆破絮之中,发肿者如鼓,饥饿者如柴,患病在榻者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冻死、饿死者已有二百余名,号哭之声随地可闻,死亡埋葬之事时有所见。其凄惨之状,非笔墨所形容……
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建造皎口水库,大皎村整体搬迁,日军火烧大皎旧址以及原村落建筑也永沉水底。横卧在青山间,出现了一座时而烟波浩渺,时而波光粼粼的大湖。
皎口水库 1980年投入使用 乐在山水/摄
沧海桑田,大湖湖底却承载着一笔耻辱。就在水库公路边上的小山岗,有一座水泥亭纪念亭,名叫“毋忘亭”,亭中竖立的石碑记述了“日寇焚毁大皎村”的惨痛史实,以警示后人!
毋忘亭 碑文在前图
俞济民,国民党少将军衔。不能称其无能,也算是一个积极抗日、工作勤勉的县长。在开明街灭鼠疫事件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害。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任糖业公司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后逝于台北,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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