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老包头黄河上拉纤的事,就必须先说黄河两次大改道。
历史上,黄河航运悠久,发端于秦汉,鼎盛于清中期至民国初年。包头作为当年走西口的一个重要终点站,其由村及镇,由镇至县乃至市,日益发展,均与黄河的两次大改道密不可分。
清初,包头段黄河上虽有码头,也曾有康熙大帝亲率大军西征葛尔丹,军队数次水陆途经包头境,更有时任大清兵部尚书范时崇之部随员范昭逵在其《从西纪略》中“抵泊头,就水下营”的记载,但却始终运力不大,未成气候,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当时由于陆路交通不便,从黄河上游西宁、兰州、银川、后套等地经水路用船筏下运的皮毛、药材、粮食、盐碱、特产等货物,大部分都在清康熙三十五年间钦定的绥远境内设立的两处官渡口岸——托克托县河口镇湖滩河硕码头和萨拉齐厅毛岱码头卸货后,再经陆路运抵口里各府道州县及京津等地。
后来,商家们发现进京津的货物从归绥城出发,经大同、张家口进京津,比经太原、石家庄进京津便当的多,遂又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经朝廷谕旨在绥远境内设立了托克托县河口镇的湖滩河硕和萨拉齐厅的毛岱两处官渡口岸转运货物。
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黄河发大水,冲毁了托克托县河口镇湖滩河硕码头,城中巨贾纷纷移至包头镇内继续经营。于是,西路部分船筏改在距离包头镇南十三里的南海子黄河码头停泊卸货。从此,包头以她地理位置的优越条件,使其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河又一次大改道,原来设在萨拉齐厅毛岱村的黄河官渡口岸被水冲废,经清廷谕旨钦定,包头南海子黄河码头成为当时绥远境内唯一的新的官渡口岸。此时,不仅从黄河上游下运货物的船筏绝大部分在南海子码头停泊卸货,就连黄河南面的伊克昭和陕西榆林地区的货物,也大都在南海子码头中转。至此,得以两次天降机遇,包头才逐渐成为河套地区与土默特平原蒙汉交易中心,黄河中上游水运枢纽,“西北重镇”,“水旱码头”。
据有关记载:当时河运鼎盛时期,每年在黄河中行驶的船筏多达五千余只艘,平均每年上行运货九百万斤,下行运货三千二百万斤。在极度商机的促使下,内地各路商人纷沓来包头设庄、建栈、开店,城内商户一下子发展达九百多家。包头镇人口也由道光十年前的不足一万人,发展到民国元年的近七万人。
黄河的两次发大水改道,给包头的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包头的航运事业迅速壮大起来。从黄河上游顺水下运来包的木排和筏子,大多在卸货后即在包头当地拆解后以木料的形式处理掉,货主们回去时或是搭船或是陆路结伴回去,而船主们一般都是再载上新购的烟酒、布匹、瓷器、日用百货等物逆水行舟回去。
从西顺水下来的船筏中,有木船、木排、牛羊皮筏子。
木船分为三种:一是高帮船,可载重五~六千斤;二是七站船,可载重三万斤左右;三是小五站船,小于七站船,载重量不等。其中行五佛寺或是中卫的木船体小但船身坚固,行宁夏的船大,最大的可载货五万余斤。木船下运载货多为皮毛、药材混装,上行载货多为糖酒、布匹、日用百货、工艺品,需拉纤回去。
木排载货一般数千斤,到码头卸货后,连同编筏子的木头一起在包销售,货主和船工或是搭船或是陆路回去。
牛皮筏子是黄河航运皮毛的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运输工具。牛皮筏子用“红油筒”扎绑,“红油筒”是用掏空的整牛皮制成。运输货物时,人们根据河道的实际情况将它们串联绑扎起来使用。兰州以上河道一般绑扎十六个,兰州以下河道可绑扎三十个,最大的有达一百二十个的。牛皮筏子的绑扎方法是先用麻绳把串联起来的“红油筒”绑扎在木杆上,再扎成长方形的筏子。每个“红油筒”内可装绒毛一百五十斤上下,一个大筏子如用一百个“红油筒”,就可以装入绒毛一万五千斤,在筏子上边再堆放上成捆的绒毛几万斤,故一个牛皮筏子少则可载货三万斤,多则可载五万多斤货物。有一次一个货主一下子就运来十来只牛皮筏,光货就有近五十万斤。牛皮筏子卸货后,绑扎筏子的木头即在包头销售,牛皮筒子或是就地转卖或是运回去下次再用。
羊皮筏子的制作方法同牛皮筏子大致相同,但因羊皮本身质脆皮薄,制作出来下水后不能刮碰硬物,所以实际中多用于短途运输或是渡河,长途一般不用。
一般来讲,装上货物逆水上行的中小木船用五个纤夫拉纤,大型木船就要用到八九个才行。
拉纤是个集体行动的活儿,紧拉慢拉怎么拉全凭纤头的指挥,不能你拉我不拉,更不能一个人瞎使劲儿。船上一个纤头一个撑船手,船下是拉纤的纤夫们。纤头是一条船的总指挥,他经验丰富,航程中那儿水深那儿有滩那儿有险,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纤夫中有头纤,负责选路领拉,后面分别是二拐、三拐、四拐等,最后一个叫揽后绳的,他一边拉纤一边还要照看船的走向,不断地调整着拉船的角度,当纤绳在行进中挂住东西时,他还要及时摘开或是甩绳,是个眼疾手快的急溜活儿。一条船在纤头的指挥下,朝发暮宿,日日前行,一路拉向目的地。
拉纤的时候,绝不是闷拉,行“哑巴船”,而是在纤头的统一号子声的指挥下拉。号子分为“起锚号子”、“行船号子”、“停船号子”和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号子”。
纤头在喊平时的“行船号子”时,会把路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儿和景儿都顺口编在号子中喊出,有时免不了喊出荤段子来,纤夫们就在欢笑中忘了拉纤的辛苦和疲劳,应着号子,一步步不断前行。只有在吃紧的地段,纤头才会喊出固定的严肃的号子,如:“加把劲啊、往外撇呀、撑住劲啊、往里收呀、靠边走啊、进水中呀、再使劲啊”等等。
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刘半农先生
于1934年6月,在内蒙古呼包一带进行方言考查期间,亲眼目睹了黄河上纤夫们拉着满载货物的大船逆流而上行往宁夏,亲耳聆听了纤夫们在与激流搏斗时喊出的悲壮的船工号子。为了记载下这惊心动魄感人心弦的民歌旋律,他让助手沈仲章随船而行三日之久,真切地记录下了这些拼命的呼喊声。
作 者 简 介
冯修,已年鉴七十,自小酷爱文学,曾为包头哲学学会会员、内蒙社科联会员、中国西部师范学院逻辑学会会员。
来源:沙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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