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叶的孙中山北上谈判及国民会议运动，是社团政治与改造议会思潮兴起、国民党寻求与民众团体结盟，以及直奉战争后反直各方合作善后的语境下，国民党期望与一些北洋势力和民众团体通过协商合作，在使自己于未来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建立联合政权的一次艰难尝试。但因国民党缺乏足够军事实力、其自我定位与段祺瑞和张作霖等的看法存在较大距离、国民军和民众团体对国民党的支持力度有限，以及国民党奉行的政治激进主义路线与不少北洋军人的保守观念存在扞格等，国民会议运动未达预期目的。

关键词：

1924年末，孙中山从广东北上津京与北洋政府洽商直系倒台后的国政安排，开启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发起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国民会议运动，以配合孙中山北上谈判。这些举动对当时的政局和后来的历史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关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的目标，学界目前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希望通过这些举动向北方扩大革命影响力，并推倒北洋军阀统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主政治与国家和平统一;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民党欲取得未来合法政府控制权的一次尝试。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对国民党这些活动意图的解释仍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前期相关研究对国民党提倡国民会议纲领背景的考察，和对国民会议运动未达到既定目标原因的分析，亦尚存一些不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相关史料，将1924年末至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活动与国民会议运动之来龙去脉重新作一番厘清。

一、社团政治与改造议会思潮的兴起

民国前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东中部地区一些城市里的以互助和行业发展为宗旨的职业社团日渐增多，它们中的新兴职业者和各式精英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进步上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这些地方，建立在职业利益和情感基础上的行业认同，逐渐在许多市民的认同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职业社团的大量涌现，在使社会变迁中失去根基的个人重新找到归属感的同时，也促进了个人权益的保护，增强了社会抗争的力量，便利了民意的整合和集中、有力地表达。这些城市之近代化还表现在市民观念和话语的改变。与传统民间社会不同，近代民间社会中的一些群体受到西方舶来的主权、民主、平等、自由和民族国家等观念以及一些近代政治制度设计的影响，思想上受到启蒙，对上述观念与制度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并有了运用这些话语和观念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这一时期，政府和军阀对社会的过度掠夺和治理不公，常引起民间社会和报刊舆论的抗争。外国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国人在中外交往时遭受的不公，常激起这些群体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许多职业团体的精英对近代政治观念的接受和这些团体对社会贡献的增大，他们越来越重视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治走向，维护自身诉求。由于许多民间团体地处中外交流的通道上，他们的一些活动和发出的声音常能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从而让他们有时能通过外力来影响内政。这样，伴随着一些地区职业团体及其精英对政治影响力的增大，他们逐渐成了民意的主要代表者，被当时的一些政治势力竞相争取。

在职业社团发展的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最早由法国工团主义者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倡的，欧战后在西方盛行的用职业代表制改造议会的思潮，在一战后的中国流行起来。早在清末民初时，近代职业代表制已被西方传教士和革命党人引荐给国人，不过，其对当时中国政治的影响并不大。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因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力的扩大和深入，以及不少文化精英对民国前期议员有失公德行径的不满，此时在西方流行的职业代表主义，作为一种矫正原有议会代表制之弊端和彰显政治进步的方案，被国内一些文化和政治精英广泛地译介、宣传和研究。

当时中国的不少政学精英都认为，北洋时期议会政治的失败，乃因地域代表制不适合经济和教育状况落后及公民文化缺失的中国社会所致。地域代表制使议员与其所代表民众的愿望与利益脱节，议会成为议员们追逐私利的舞台和被军阀政客竞相收买的对象，难以彰显民意和广泛的代表性。而职业代表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弊端。由于职业代表与其所代表的民众同处一个团体，基于共同的职业利益、兴趣和经历，且相互间比较了解，代表与选民能够建立相对巩固的信任网络。与此同时，职业团体监督自己的代表也较为方便。这样，职业代表会有较强的公共精神。另外，在一些人看来，职业代表之薪俸来源于所在团体，不像地域代表制下产生之代表，其俸禄多来源于国家供给，方便被政客收买。还有观点认为，随着近代社会之行业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立法和政策之内容日趋专业化。国家只有吸纳职业代表参与立法，才能使法律更多地适应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并对该行业活动作出合理和可行的规范。

五四后，一些人重视的职业代表制，适应了中国一些地区职业团体逐渐增多和政治觉醒的现实，成了能动员这些团体积极政治参与的举措。此外，因长处在军阀割据以及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情境下，当时的中国确实没有实行地域代表制的条件。因此，对于一些政治势力来说，通过职业代表制寻求民间团体的支持，不失为一种扩大其影响和实现其主张的有利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推倒北洋军阀和政客的统治，消除内乱，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实现民族解放作为当前需要落实的纲领。受到职业代表主义和苏俄苏维埃代表制的影响，看重团体力量并致力于组织民众的中共，趁势提出与拥护民主政治的各职业团体结成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

二、国民党寻求与民众团体结盟

进入民国后，国民党人历次有影响的政治抗争，多为其联合一些新旧军人和国会议员共同发起，不太重视去争取普通民众和民众团体的支持。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近代一些新兴职业群体和社团展现出的力量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和商人等职业团体中的分子有不少是掌握和践行近代政治观念的“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或有成为这两者的潜力。当时，第一次护法运动新败不久，因政治实力不济，孙中山开始更多地重视争取这些职业团体在政治和理念上与国民党结成同盟，共同冲击北洋政府统治。五四期间，他曾表示:“学生不谈政治，为农者不谈政治，为工商者不谈政治，试问中华民国是谁之国?而人人不负责任，尚可以为国乎?”

作为一个有求新意识和重视理论创造对革命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家，孙中山在政治活动之余，时常注意关注和借鉴西方各种较为新颖的政治与社会思潮。新文化运动后期，伴随着发源于欧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职业代表主义思潮对中国影响的迅速扩大，孙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基尔特社会主义对孙中山影响较大的是该主义提倡的个人结成的职业社团是政治参与之主力，国家要体现社团之意志以及通过职业代表制改良议会制的观念。

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职业代表主义与孙中山产生了共鸣，除了有国民党联合社团推行革命之现实需要外，亦与孙中山原有认知有一定契合之处。基尔特社会主义持有的阶级合作理念也与孙中山以仁爱与互助合作为社会进化法则的原有观念存在一定的暗合。此外，在革命活动中，孙中山特别看重组织严密之团体对推进革命事业的作用。在他的观念里，民权是指民众有强大的力量来推动国家的振兴。而民众只有结成组织严密的团体，才能拥有这种力量。他曾说:“……要知道什么是民。大体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他还认为，近代中国的一些团体的分子“都是很有知识，很容易商量全国大事。”虽说孙中山眼里的社团有先知先觉者主持的集权式团体的影子，但此刻为适应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兴起以及不少社团中出现孙中山眼里的“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的形势，孙也注意争取城市职业社团的支持，而社团的涌现和其组织纪律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国民党人对动员民众可能引发的社会失范的顾虑，使他们乐意联合这种力量。

作为一个有理想主义情节的政治组织，在民国后的革命活动中，国民党时常善于迎合社会诉求，也积极探求解决政治与社会乱局的良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一直呼吁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废除军国体制、民族独立、保障民权，其纲领对深受军国体制、战乱和外国在华特权伤害的城市民间社会有一定感召力。当时，富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并善于说教的孙中山，常能通过激情的演说获得很多社团和政治活跃分子的青睐。当时，城市中的学生团体多属于较为激进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国民党的主张抱有同情和好感。国民党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也与一些社团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例如，孙中山曾跟上海的一些帮会有很多交情。在当时帮会势力强大的上海，一些帮会能影响到一些职业团体的活动。一些地区的商会、教育会等曾与一些国民党要人关系密切。早在辛亥前，孙中山就是同盟会的大金主，筹款能力最强，受海外华侨拥护。另外，孙中山还开始支持属下组织一些职业社团，使后者成为国民党的依靠力量。

1922年后，在孙中山逐步推行“联俄联共”战略的同时，国民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提倡的民众动员理念和方法。在此之前，国民党人较为重视联络城市精英和海外华侨团体;在联合方法上，国民党人主要通过演讲和报刊宣传来争取这些团体的支持，而深入这些团体内部以实现更密切的结合，并主动组建新式团体，并非国民党动员民众的主要模式。而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民众动员对象和动员方法开始有了不少改变:一方面，国民党开始重视争取中下层民众群体;另一方面，则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建立基层党组织，深入到民众团体内部去做工作，并通过一些渠道和方法来组织民众。在此语境下，一些新兴的工、农、学等团体，几乎都支持国民党。

伴随着国民党对民众团体和动员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视，在职业代表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职业团体联合革命理念的影响下，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孙中山也开始倡导通过由职业团体代表组成的民众会议之形式来达到一些政治目标。第二次护法运动时，为了解决中国外交失败的难题和恢复我国领土主权完整，孙中山曾想在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基础上，通过国民会议之形式，集中表达民意，以此给北洋政府和列强施加压力。1923年1月，孙中山在倡议南北冲突各方共同裁兵的同时，也曾要求职业团体代表来监督裁兵借款的使用途径。

三、孙中山的联合建政构想

尽管孙中山越来越重视通过争取和组织民众团体之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但在当时武夫专横的政治环境下，作为一个较为现实的政治家，孙中山除了积极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外，也善于不失时机地纵横于各派军阀之间，利用北洋势力内部的矛盾，联合一些军阀来掌握权力以尽速推进自己政治理念的落实。1920年代初，通过多次联络，孙中山和与自己同样有反对直系统治之利益要求的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等人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对孙来说，他需要这两派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亦同时希望通过自己的劝说，争取奉张和皖段等人转变军阀观念，而效力于国民党之主义。孙中山还与有一定求新意识的冯玉祥有许多往来。此外，当时的孙中山仍未放弃在合适时机下团结一些国会议员来护法，以使自己的抗争显得名正言顺的努力。

国共酝酿合作期间，为了推进国民革命，陈独秀曾向孙中山建议，由国民党出面召集由各职业团体代表构成的国民会议，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支持革命党，给直系统治施加压力，并且如有可能的话，建立一个有别于北洋法统的新式民主政权。但最初孙中山对陈的提议未作出积极的回应。这时，因陈炯明的反叛，孙中山已离开广州。他此时急需寻找一些军人的支持，并重归广东建立根据地。在他看来，在没有地盘和军事力量支撑革命事业的情况下，发起国民会议运动无疑是轻率和不切实际的。同时，由国共与民间团体召集国民会议，亦有可能破坏“反直三角同盟”和自己与民元国会的关系。因此，孙虽不反对党员协助商人等团体通过呼吁召开国民会议给直系政权施加压力，但却反对由国民党直接出面来组织这一会议。

1923年9月，“曹锟贿选”事件发生，举国哗然。民国国会的权威大跌，丧失了所剩无几的道义性。组织真正代表人民的议会产生新政府，以取代直系军阀统治的思路，受到许多政学界人士的推崇。国共合作后的次月，中共再次建议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认为“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许多议员变成卖身的“猪仔”，使得民元国会在孙中山那里失去了联合的价值。孙后来曾斥责旧国会“之所以没有用处，是由于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那些议员总是不顾民利，只顾私利”。“现在全国国民对那般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是，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

重回广东并实现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寻找恰当的时机以图武力统一国家的同时，并不排斥在适当时机下，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国内政争。之前的武力统一屡次受挫后，随着认知复杂性的增加，孙中山变得更加务实，如果能在一些势力支持下和平地实现自己的纲领，亦不失为上策。此外，国民党改组初期，孙中山对与苏联合作、动员底层革命和黄埔建军等能起多大作用还心存疑虑，他仍向往类似帮会式的团体行动，以及争取和转化一些军阀，使他们与国民党合作。作为一个受过欧风美雨浸染的政党，采取一种民主协商形式使国民党和平地获得中央政府一些权力的思路在党内仍有市场，而要达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寻求职业团体和一些北洋军人的支持，亦需要建立一种各方协商合作之政治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民元国会已失去联合的价值，考虑到自身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之状况，孙中山遂倾向于在未来通过国民会议争取职业团体支持，并借助反直势力内部的矛盾，纵横于各派之间，争取一些反直势力与国民党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能使国民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联合政权，并落实国民党的政纲。

于是，早在反直三角同盟酝酿倒直时期，在战后政治安排上，国民党于1924年初曾向段祺瑞和张作霖提出倒直后通过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并产生政府的设想。在这一方案中，国民党给自己留有较重要的位置。当时，虽然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比不了奉张，但孙中山的威望和名声要远高于张作霖。段祺瑞虽在民国早期显赫一时，但经过五四运动，其名声大坏;直皖战争后，皖系又丧失了主导全国政局的能力。国民党奉行联俄容共政策后，政治和军事实力有所提升，况且又有冯玉祥之国民军、许多民间团体和一些传媒的支持。因此，国民党认为，在战后政治布局中，由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孙中山出任总统或总理，使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央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应该说有一定的可能。在孙段联络时，段祺瑞身边承担联络工作的邓汉祥曾允诺孙在未来“任大总统最合适”。不过，此时，对于国民会议具体如何筹备和组织才能有利于国民党达到目标，孙中山和国民党还未及详细规划。

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曾得到段祺瑞的响应。1924年中叶，为了巩固与国民党的联盟，段祺瑞派许世英会见孙中山，段方同意，倒直后，召开国民会议。但段同时建议可先开善后会议，解决直系倒台后的财政和军事等善后安排事宜，再由善后会议筹备和组织国民会议，以产生宪法和政府的主张。孙对此表示赞同。

四、反直三角同盟与国民军合作善后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因特定的历史际遇，在国家部分地区实现和平统一的形势曾昙花一现。就当时社会心态而言，在历史进入1920年代后，随着军阀混战的频率与烈度的上升，长期饱受战乱之害的中国社会，普遍的厌战甚至反战的情绪愈发强烈。社会呼吁通过民主协商理性地解决政争，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并限制军人对民众任性跋扈的声音并不鲜见。

当时，随着卢永祥的失败，段祺瑞几乎丧失了所有军事实力，除借助自己过去积攒的威望和人脉来实施和平之道，以及通过调解一些军事实力派间的纠纷来发挥影响力外，他自主作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段在再度出山之前发出通电，号召各军事实力派、一些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名流共议国政与商讨善后事宜。这显然是其之前“先开善后会议、后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落实。

对于倒直后的国民军和冯玉祥来说，由于其缺乏主导全国政局的威望，自身军事力量有限，再加他们已为直系其他力量所不容，而且与奉系在京畿地区的扩张要求发生冲突等，冯急需借助段祺瑞和孙中山的威望和影响力，并力图与后者组建一联合政权，来保障国民军的利益。这样，他们希望战后各方最好能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时局的问题。

直奉战争后，奉系虽成为北京政坛上举足轻重之力量，但因张作霖威望不够，并且战后的奉系军队因需要休整和消化直军俘虏，暂时不能与国民军和剩余的直系力量彻底闹翻，因此，对于张作霖来说，拥段祺瑞出山，迎合社会舆论的和平统一诉求，争取段祺瑞对奉系的信任，进而以和平统一的声势和段祺瑞的威望来抑制冯玉祥和剩余直系力量可能与奉系发生的冲突，使华北地区暂时维持一和平局面，以便使奉系寻找更合适的机会再图扩张，是较为明智的策略。

北京政变后，按之前的约定，段祺瑞与冯玉祥很快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此时，国民党再次北伐的军事和后勤准备不足，此外，原本允诺与广州国民党军合取中原的建国川军，这时不愿再在军事上进取，也电请孙中山北上。这样，除了尽力消灭广东境内异己势力外，国民党已不可能在军事上有更多的作为。考虑到这种情况，再加上认为在北京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的冯玉祥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牢固的盟友等，按以往政治活动的路径依赖，孙中山欲通过在一些北洋军人中行纵横捭阖之术，为国民党和平地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及落实政纲的机会，并实现国家部分地区的和平统一。此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因希望新的北京政府能与苏联友好合作，并且期望借此机会扩大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影响力，以及实现与冯玉祥的联合，也劝说孙中山北上与北洋政府谈判。在此情境下，孙中山决定北上。按之前对自身的定位，国民党希望通过此举使自己在未来的中央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10月底，国民党开会讨论北方时局问题，议定由孙中山出任暂时总统，政府采委员制，孙中山为委员长;段祺瑞为代总理，主持内阁;召集国民大会，议定宪法，选举正式总统等。

五、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

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相比一些北洋军阀不占优势，在善后事宜安排上，段祺瑞是否支持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央政府中或善后会议上占据重要地位，能否支持国民党通过国民会议落实自己的一些主张，都是未知数。此外，早在“三角同盟”酝酿倒直时，粤方曾向张作霖宣传过自己的主义，想争取张作霖对国民党纲领的赞同。粤方后来还提出，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以便战后继续合作的方案。这些均未得到奉方明确的支持。况且，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是打垮直军的主力，在战后安排上，奉系自不会屈居于次要地位。因此，如何让段、张等人倚重国民党，使国民党未来至少能享有与段、张等同样的重要地位，是孙中山北上前考虑的重点内容。在军事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按之前准备的方案，国民党决定动员可能支持自己的民间团体和舆论，给段祺瑞政府和奉张施加压力，促使各方重视国民党力量，增大孙中山北上谈判的筹码与国民党对未来国政的发言权。孙中山曾称:“假若国内外为争开国民会议，所打的电报有几千张几万张，这种和平的争法，好过用武力的几千兵和几万兵。”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国民会议运动，唤起民众革命热情，冲击北洋军阀统治，促使一些北洋军人转向革命阵营，以配合孙中山北上，并有条件的话，建立一个各革命政党和革命团体的联合政权。

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顺应他们对北洋军阀不满的情绪，争取他们对自己北上谈判的支持，秉持着国民党原有理念，以及在新的激进主义思想与话语的影响下，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强调:1.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故要打倒帝国主义，使民国建立后自袁世凯以来新陈代谢之军阀永无继起之人;2.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改善中国次殖民地之地位;3.对内实行三民主义，深植民权基础，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之改善，使军阀因而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动摇;4.使国民能自己选择其需要，充分表现其需要，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等。

为了确保国民党在国民会议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孙中山还提出，在国民会议召集前，先行召集一预备会，来达成召集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预备会议组成之份子有九:(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他后来又加上了海外华侨团体。

为了实现国民党的目标，掀起呼吁开国民会议的声浪，在孙中山北上前后，国民党各地组织展开了广泛的动员，在中东部一些地区广泛、频繁地宣传自己的国民会议主张，并通过其它一些渠道争取一些民间团体的支持。经过宣传与动员，国民会议召集论得到了这些地区的不少自治社团的支持。上海、湖北、山东、浙江、安徽、江苏等地的许多商人、教育和妇女团体都支持国民会议运动。一些团体和媒体认为，“国民会议以国民利益为归，惟民众团体选出之分子势能代表民众”，主张“国民会议由全国人民团体代表组织。”国民会议应制定宪法，保障民国“非一党一派、军阀政客官僚所私有之民国，确保主权在民之原则。”另外，海外华侨团体非常赞同国民会议。一些地区的农会也支持国民会议。

国共合作后，重视和善于组织、团结和教育民众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已在社会一些业界中积极开展联络和组织工作。由于不少新兴职业团体是共产党组织的或受其影响，他们也积极加入了国民会议运动的浪潮。此外，为积极配合国民党争取支持势力，促进国民会议召开，一些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在许多地方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至1924年底，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青岛、保定以及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浙江、江西、浙江等省中的一些城市，先后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不过，国民会议运动时，打倒军阀等口号更多地是国民党的一种宣传动员策略，就孙中山北上的实际意图来说，他其实是想顺应和激发民众对军阀统治和列强对中国主权践踏的不满情绪，迫使列强和一些军阀重视国民党的地位和民间社会的诉求，从而使国民党在未来政治安排中占据较为有利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国民党、一些职业团体与一些反直军人联合建政的目标。

六、缺乏共识的北京谈判

此时的北方，倒直后的政治格局实际上处在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的均衡状态中。奉系此时已成为各方中最强大的力量。国民党虽在之前的联合倒直等问题上与奉张有过暂时的合作，但因双方在历史上的交情并不多，以及政治理念和利益要求相距甚大，张作霖等与有革命情节的孙中山很难建立较为牢固的信任关系。对奉系来说，在战后的善后安排上，段祺瑞对他们的利用价值远大于孙中山，而且段奉双方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蜜月期。因此，在孙中山与段祺瑞之间，张作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作为自己暂时的盟友。在奉军、其他一些军阀以及担心冯玉祥“赤化”的各国驻华使节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被迫妥协，放弃了之前提出过的政府采取委员制并由孙中山出任主持者的计划，同意由段祺瑞出面组织临时执政府。在孙中山进京后，冯玉祥甚至对孙避而不见，以免引起段、张的不满。此外，长江流域的一些直系军阀也拥护他们的老上司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局。因此，在由国民军与皖系、奉系政要参加的天津会议上，段祺瑞被推举为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不过，由于天津会议产生的执政府只是个过渡性的善后机构，对段祺瑞来说，在缺乏充足的嫡系武力支持的情况下，他希望借助一更具权威性的机制来发挥作用，并增强自身地位，因此，执政府上台后即积极筹备善后会议。对孙中山来说，由于正式政府及其组成方式尚未确定，国民党仍有机会争取在未来合法政府中获得重要地位。

于是，在孙中山到达天津后不久，段祺瑞派人将执政府拟定的《善后会议条例》送交孙阅览，征询其意见。段方的思路是，先通过善后会议争取多数军事实力派对政府提出的各方收束军事和缓解中央财政拮据状况等方案的支持，再由各方商定如何组织国民代表会议。只有在善后会议取得一定成效的前提下，国民代表会议的召集才有基础和意义。这样，在执政府看来，善后会议构成就不能不偏重于各地军事实力派，而不能给国民代表以较多的名额。按《善后会议条例》规定，除了未邀请吴佩孚等一些直系力量外，各地军政要员，国民党人士，有特殊威望、学术和经验的人等被邀请参加善后会议。其目的在于“沟通各方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

在国民党拿到善后会议方案后，因党内要员对善后会议态度不一，国民党迟迟未就善后会议作出明确表态。而段祺瑞未等孙中山表明态度，就径直公布了会议条例。

因国民党过去积攒的功绩和威望，再加又获得了国民军的支持以及有民意作后盾、占据政治道义，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北上谈判可能取得的成果期望很高。然而，《善后会议条例》一出台，由于其与国民党方面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以及不满执政府未把国民党太当回事等原因，心理落差甚大的一些国民党人及支持国民党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主张必须先召集预备会议，反对由善后会议召集国民会议。

不过，因形势使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也意识到，不先解决一些地方实力派兵戈相见以及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等问题，国民会议的召开没有基础和意义，并且孙此时不愿轻易放弃争取一些北洋军人与国民党合作的机会。当孙进京时，一些国民党人在欢迎队伍中散发传单，鼓动打倒军阀，孙获悉后，立即训令国民党北京党部严加制止，称此番进京，对于段、张、冯均注重保持友谊，“若对于友军人物不能以诚恳之辞互相勉励，良非本党应取之态度”。考虑再三，孙决定国民党有条件地参加善后会议。前提是，国民党及其可能的支持者需在善后会议代表中占据一定的优势，这样国民党方有可能成为一些北洋势力倚重的对象，并由此成为国民会议和未来政府中的重要力量。孙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国民党在善后会议上仅充当配角，于是，他向段祺瑞要求，如善后会议能容纳他《北上宣言》所列各社团的代表，国民党就赞成善后会议，否则不会参加。其旨在敦促执政府作适当让步，使国民党及其支持者能在善后会议上有较多的发言权。

在孙中山的压力下，出于顺应一些舆论要求，团结国民党势力，以及防止国民党在江西等地扩张的考虑，段祺瑞表示，善后会议组成人员可以扩展，加入各省及特别区议会议长、各省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会长以及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长等。然而，段政府新加的几个团体代表，一方面并非都受国民党信任;另一方面，即便这些团体代表都支持国民党，因他们的人数太少，国民党也很难借助善后会议达到自己预期的最低目标。基于这些原因，国民党仍坚持孙中山说过的前述团体代表必须参加会议;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终决定之权，当归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执政府能容纳此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

与此同时，为了尽力争取国民党等势力对善后会议的支持，段祺瑞还提出由自己、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唐继尧共同组成“六头会议”，“以六头会议解决一切重要事件，而于善后会议为形式之通过，则所谓善后会议者，又以六头为预备会”。但因六巨头里绝对支持孙中山预期设想的只有自己，孙对此仍表示异议。

最后，由于双方未再让步，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国民党中央于是决定抵制善后会议。旨在使国民党获得有利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各方合作建政的孙中山北上活动与国民会议运动最终失败。

七、军国逻辑下的民意困境

虽说国民党改组后，军事和组织实力提升较大，但相较于一些重要的北洋势力，国民党的势力还很逊色，在广东一省称雄尚可，还远未成为足以控扼各方的权势重心。在当时，较有势力的北洋实力派都未把国民党放在太重要的位置上。孙中山北上时曾想倚靠国民军的支持，但因冯玉祥迫于奉张压力的妥协，再加上其不可能绝对忠于国民党，国民党的这一想法落空。

此外，国民党改组后，其崇尚政治激进主义路线与一些北洋武夫的保守理念越发格格不入。国民党期望与一些北洋军人合作，但在公开宣传上，受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以及希望通过带有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之口号来争取民间社会的支持，国民党又提出反帝和打倒军阀的纲领。于是，国民会议运动形成一种悖论:国民党需要获得奉张和段祺瑞支持来实现自己的诉求，但又通过宣传和民众动员加剧了这些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心理。孙中山号召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这对渴望与列强保持友好关系，以便获得列强政治、军事和金钱支持的一些北洋军人来说，是绝对难以接受的。而打倒军阀的宣传以及国民会议运动中一些民众的激进行动，引起了北洋军人对社会失序和自己切身利益会被剥夺殆尽的恐慌。在这种氛围下，国民会议方案和国民党的善后会议方案其实很难被许多北洋军人接受。在孙中山到达天津后与张作霖会晤时，张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孙反帝反军阀等革命主张的不满。同时，国民党此时奉行的反帝激进外交路线，也引起了除苏联外的许多列强对国民党人的不满和警惕，他们因担心中国步苏联后尘，不可能放心让孙中山在未来的北京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列强的这种态度间接地加深了段、张等抑孙的心理。

在当时的武夫专制情境下，缺乏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想倚靠一些民间团体支持，以便在北京政坛中获得较有利之地位，实际上，这很难实现。职业团体的日常活动多聚焦于促进行业利益，平常地过日子。如果非要让他们对国民党提倡的高尚目标去奋斗，当然也不是不行，但是首先要确保国民党对该团体的绝对控制，并且要花很大力气和有一定的动员技巧才行。当时，国共两党能有效控制和影响的职业团体毕竟是少数。况且，国民党人还未掌握有效的动员技艺，让这些团体的民众突破狭隘的观念，为了高尚的目标不懈地奋进。在国民会议运动组织过程中，真正有信仰和执着的，并且作为各地国民会议促进会中坚的，多是国民党和中共党员等少数先进分子。而许多职业社团精英即便参加了各地促进会，也不是积极分子。在遇到野蛮统治的军人时，革命者对该地民众的动员也许暂时还能起到些作用，但是，一旦该地统治者较为“文明”，有维护基本社会秩序的意识时，革命党的动员就会事倍功半，边际效益就会下降。况且，在很多情况下，职业团体能否有条件进行政治参与，往往取决于统治该地的军人是否允许他们的利益表达。如果这一条件不具备，许多团体往往会选择缄口不言，以换取军人们对他们平常利益活动的尊重。因此，在国民会议运动期间，许多团体在条件允许时，能声援就会声援一下，但让他们为了召集国民会议而发起频繁和有力的抗争，最终迫使当政军阀顺从他们的意愿，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1924年末孙中山的北上谈判，仍然是孙之前持有的政治操作思维，即在国民党之武力不占优势的情形下，孙倚靠自己的威望和政治艺术，在一些北洋军人间施展纵横之术，从而以和平方式使国民党在未来权力格局中占据较为有利地位的同时，实现其与一些势力联合建政目标的某种延续。北上谈判前夕，在改造议会思潮兴起、国民党寻求与民众团体结盟和对当时政治形势判断的背景下，国民党已有了采取国民会议这一形式来解决直系垮台后国务安排的想法。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和平统一之社会舆论氛围和反直三角同盟与国民军合作善后的语境下，孙中山决定将之前的设想付诸实施，通过国民会议运动给一些北洋势力施加压力，从而增加他北上谈判的筹码与国民党对未来国政的发言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民党与一些势力的联合政权。孙中山到达北京后，因形势使然，他同意有条件地参加善后会议。但由于国民党缺乏足够军事实力、其自我定位与段祺瑞和奉张等人的看法存在较大距离、国民军和民众团体对国民党的支持力度有限以及国民党的政治激进主义路线与不少北洋军人的理念存在扞格等，孙中山的要求未能被对方全部接受。国民党中央于是抵制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运动最终失败。

作者：马飞，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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