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对岸

陶渊明在其诗《咏荆轲》中写道：....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陶渊明将荆轲刺秦的失败，归结於荆轲剑术不精。显然是很有一番道理的，荆轲刺杀秦王政之时的表现的确大跌眼镜。按对一般剑客的理解，即便是赤手空拳，亦可血溅五步。更何况是被认为是上上等剑客的荆轲，且手持粹有剧毒的匕首，而秦王政起初还是赤手空拳，猝不及防，可最终其却被秦王政所斩杀。

而在荆轲起行之际，曾迟迟未动身以待盖聂，燕太子丹怨其行迟，荆轲便怒而起行。假使荆轲能与盖聂同行，那么能刺秦成功吗？

荆轲能被荐予燕太子丹，并非因其剑术之高超，乃是因其心理素质过硬。按田光所言：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秦舞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而荆轲为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其后，夏扶、宋意皆於易水边自杀为荆轲壮行）。

士与君主卿大夫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君主卿大夫可以忍辱图存，而士却不可以。尤其是像荆轲这种剑士，乃是以勇事人，其职业素养就要求，其必须宁折不弯、可杀不可辱，这也是晏子能以“二桃杀三士”的原因所在。后蜀灭亡，花蕊夫人写诗道：“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此是后蜀军人的耻辱，而花蕊夫人等却没理由为举国投降而疚责。

故而，先秦时期的“士”，都是重义轻死。而荆轲除了职业技能不过关，按剑“士”的职业素养来说，也稍欠火候。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荆轲游於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有两次与人论剑而逃跑的经历，表明荆轲能忍辱，能忍辱则惜命，而惜命则会瞻前顾后，缺乏“士”的果决。太子丹给荆轲的指示分为两种，其上策是效曹沫之劫齐桓公，逼秦王政返六国所被侵地。下策是刺杀秦王，迟缓秦国对六国的侵扰的步伐。

上策，是绝无可行性的，战国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春秋时期。而秦国又素无信义可言，诓楚怀王、欺赵国和氏璧、诱孟尝君、骗信陵君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对一个没有信义、又缺乏相应制衡力量的国家来说，是不可能践守承诺的。且不论秦王政会杀人灭口，即便秦王政被胁迫答应归还六国地，六国又拿什么实力去受地。但按上策行，在荆轲看来或有生的可能。而下策却简单，但荆轲绝无生还的可能。而荆轲其实还是比较惜命的，故而，执意按上策行事，致使错失了行刺良机。

其实，从行刺难度系数上来说，荆轲刺秦的难度是不能跟专诸刺王僚并论的。专诸刺王僚，吴王僚是有防范的，吴王僚赴宴公子光（阖闾）府时，吴王的亲兵卫队全副武装从吴王宫一直排到公子光府。所以，专诸只能有一次极短的出手机会，且必须一击必中、中则必死。而当专诸将匕首插进吴王僚胸膛的须臾之间，就被吴王僚的亲兵卫队剁成肉泥了。

荆轲刺秦的场面固然空前绝后，但秦王政并没有防范，殿上群臣皆无尺寸之兵，致使荆轲追逐了秦王政许久。倘若盖聂在场，以一个真正职业剑客的标准，行刺成功是不难的。

参考史籍：《史记》等等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