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梁漱溟先生常说，“我一生中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梁漱溟先生不懈为之努力奋斗的宿愿；“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则是先生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一代大师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他对年轻晚辈的期望又是什么？且听梁漱溟之孙梁钦宁的讲述。

梁漱溟（1893-1988）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梁漱溟和他的亲友们

梁钦宁｜口述

于 洋 周 园 魏天凤｜整理

我的祖父梁漱溟于1893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安福胡同，就是现在的新华门马路对面、中央警卫局南侧的胡同。

祖父原名梁焕鼎，家有长兄名为梁焕鼐，下面还有两位妹妹。曾祖母是大理白族张氏，曾祖父名叫梁济，是清朝的内阁中书。祖父的祖父是山西永宁的知州，祖父的曾祖父也做过知县。因此，说祖父出生在官宦世家一点也不为过。

祖父的家族有蒙古族血统，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第五子忽哥赤之后，可怎么又改姓梁了？元末朱元璋起兵，我们家这一支从云南辗转来到了河南汝阳（古称梁地），随即以地为姓，姓了梁姓，并开始与汉人通婚。河南汝阳梁家分成两支，一支定居于湖南湘潭，另一支定居在广西桂林。祖父的曾祖这辈科举中第，从此就在北方生活。

梁漱溟（前排居中者）与祖母、双亲、长兄及两个妹妹的合影

关注民生：“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祖父在上小学之前，梁济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开办家塾，指定教师教他《千字文》《百家姓》《地球韵言》等，并没有让他去读经。祖父虽然被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国学大师，但他幼年所接受的教育都是非常新式的，直到20岁才通读《论语》。

祖父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后，梁济就把他送到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堂——中西小学堂。这所小学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开始教授英文了，教学思想之新派非常难得。后来由于义和团的兴起等原因，祖父辗转换了四所小学。

小学毕业后，祖父又被送到北京的第一家新式中学——顺天中学堂，跟张申府、汤用彤成为同学。在新式思想的影响下，祖父14岁时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以及中国的社会问题。

祖父上中学的最后一年，班里来了一位名叫甄元熙的插班生，两人成为好朋友。祖父受父辈的影响偏向支持君主立宪制，而甄元熙作为一名革命党人则赞成共和制，他们经常交流、探讨、争论。而后祖父深受甄元熙影响转而赞成共和制，并在其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开展秘密革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祖父说自己曾经“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一次，他与同仁把手枪、炸弹存放在东四附近的一个小卖部，准备推翻清廷。但是没等他们动手，辛亥革命就胜利了。这一年祖父刚刚中学毕业。

上图为1919 年张申府（右一）、梁漱溟（右二）、李大钊（左二）、雷国能（左一）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 的留影，下图为照片背面梁漱溟亲笔作的批注

在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上，对祖父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梁济的朋友们。彭翼仲是梁济的盟兄弟，也是儿女亲家。为了对社会进行启蒙教育，他开办了三种报纸：《中华报》《京话日报》《启蒙画报》。清朝末年有三种报纸，官报、洋报、民报，顾名思义，分别是官府、洋人、民间开办的报纸，彭翼仲就是民间办报的带头人。他办的报纸有一个特点，即使用的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文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都能够读懂。

办报纸是不赚钱的，彭翼仲为此而倾家荡产。梁济曾经借钱给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虽然知道这钱是有借无还的，但依然要帮助他。

彭翼仲办报的宗旨是：报馆争的是公理，报纸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刀放在脖子上也还是要说。他的报纸经常针砭时弊、揭露权贵的不法行径，因而得罪了清廷，后来就被封掉了，他则被发配去新疆十年。当时为他送行的人达千人之多，甚至有读者愿意背着行囊跟他去新疆。彭翼仲的这些行为，都对祖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0年，祖父接受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长达一个月的采访后，整理出版《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书名源于梁济与祖父父子人生的最后一次对话。1918年11月3日，梁济在家中问了祖父一句话：“世界会好吗？”祖父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六天后，他便投北京静业湖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梁漱溟父子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风气日下，所以梁济想通过他的死对社会有所警醒。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徐志摩、梁启超、傅斯年等人都对此事作出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当然，梁济之死，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祖父。他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祖父直到93岁最后一次登上讲坛时仍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在拼命干。干什么？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执教北大：“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有传闻说祖父投考大学未果后，因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赏识而执教北大，这是错误的。祖父中学毕业后并没有投考任何一所大学，而是跟着甄元熙到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民国报社工作。甄元熙任社长，孙炳文任总编辑，祖父任记者兼编辑。做记者需要用笔名，有一天祖父请孙炳文题写扇面，孙先生为他起了“漱溟”两个字做笔名。后来这一笔名越用越顺，从此以之行世，祖父的本名“焕鼎”反而被大家渐渐淡忘了。

1916年，梁漱溟写给蔡元培的信

1913年，报社进行了整改，祖父与孙炳文、甄元熙都离开了。1916年，祖父的表舅张耀曾出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总长，祖父受他邀请担任机要秘书，由此经常出入国会，结识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曾经的副手范源濂。1917年1月4日晚，祖父经范引荐登门拜访蔡元培。寒暄过后，祖父拿出自己的旧作《究元决疑论》，想向他请教。没想到，蔡元培说：此文我已经在上海看过，写得很好。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我想请你出任北大的印度哲学讲师。祖父一愣，他并没有求职的想法，所以回答说一是现在有工作，二是自己是中学学历，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恐怕不太适合。蔡元培说，我现在寻不到他人，你来北大可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可以当作学生跟大家共同学习就好。祖父说他还担任机要秘书，一时脱不开身，蔡元培说：没关系，你可以请人代课。见年长自己25岁的前辈竟对自己这么关爱有加，祖父就答应了下来，先找了朋友代课。

1918年，北大哲学门毕业照。第一排右二为梁漱溟，右三为陈独秀，右四为蔡元培；第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当年6月，张勋复辟，辫子兵进京，祖父也回到了家中。他早在上中学时就经常在琉璃厂买佛经佛典自学，由此产生心向佛法的念头，故而从报社离职后又一头钻进了佛经佛典里。直至此时，祖父仍没有想过前往北大教书，而是准备前往湖南的一个庙里剃度出家。在去往湖南的路上，祖父看到沿途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于是放弃了出家之念，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转身回了北京。回京后不久，祖父便接到蔡元培再次邀请他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师的来信，随即前往北大执教。

和而不同：祖父与熊十力的友情

大家都知道祖父的性格是很执拗倔强的，但他也有非常包容豁达的一面。这点从他与熊十力之间的友情便可看出。

二人的相识相知颇有几分戏剧色彩。祖父曾在《究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斥责熊十力“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因为熊先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佛法让人流荡失守，毫无可取之处，而祖父心向佛法，所以熊先生的言行他深不以为然。不料1919年的夏天，祖父接到了熊先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此文看过，骂我的话不错，我暑假准备来北京，可否一晤？”那时熊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假期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四的广济寺。祖父随即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终生好友。

他俩这对“好朋友”，确实非常与众不同。好朋友一般都是志同道合，他俩却恰恰相反，无论在生活习惯、脾气秉性还是思想理念上，都是大相径庭。祖父内敛深沉，熊先生外向狂放；祖父心向佛法，18岁就开始吃素，而熊先生每天都要吃肉。祖父说，熊先生吃鸡非常霸道，要吃就得吃一整只，别人不许“染指”一丝一毫，要吃得另叫。关于熊先生吃肉还有一个笑话。熊先生每天至少要吃半斤肉，有一天他觉得肉少，就把负责采购的薄蓬山叫了过来，问：你到底给我买了多少肉？薄蓬山说买的是半斤，没问题，熊先生就点点头。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熊先生还是觉得肉不够吃，又把薄叫过来，问他：你到底给我买了多少？薄说我看着称的，高高的，8两。旧时候半斤就是8两，但熊先生不识数，他觉得8两好像是比半斤多，从此以后就不再问了。

1927年，梁漱溟（左四）、熊十力（左三）等人在杭州灵隐寺

由于父辈的缘故，我父亲后来认了熊先生做干爹。1948年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学植物生物学，一次他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留他吃饭，问他：“培宽，现在吃什么有营养？”我父亲就说，应该像西洋人那样喝牛奶，这样身体更强健；还要多补充维生素C，红辣椒里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又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又留他吃饭，竟跟太太说：“培宽来了，给他拿牛奶下面条，红辣椒也给他准备好。”熊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祖父曾回忆说，熊先生好辩论，而且好站着说话。那时候非常讲究，客人来了如果站着，那么主人也要陪着站。所以熊先生来了，祖父就很辛苦，要陪他从头站到尾。有时候，熊先生争论不过，还要打上两拳，然后骂一句“笨蛋”，扭身便走。祖父没少挨揍，但是他并不计较。观点不同也不妨碍两人是好朋友。

钱穆曾回忆，最夸张的一次是，他们听到熊先生跟著名作家废名在隔壁吵得不亦乐乎，熊先生本来在非常大声地说话，突然一下子就没声音了，他们就很奇怪，赶快到隔壁去。结果推门一看，哥俩儿在地上扭作一团，互相掐着脖子。大家赶快给拉开，没几天两人又和好如初了。

祖父对熊先生的评价是，熊先生才气横溢，是不守故常的人。祖父曾建议熊先生去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那里去学唯识学，熊先生答应了，一学就是三年。后来祖父在北大也教唯识学，教着教着觉得自己学识不够，教不下去了，就跟蔡元培建议去请欧阳竟无的大弟子吕徵来教，蔡元培答应了。结果欧阳竟无先生不肯放他的大弟子走，祖父一筹莫展，后来一想，熊先生在这儿也学了三年了，就问他学得怎么样，熊先生拍拍胸脯说没问题，祖父就推荐他到北大教了唯识学。但是祖父没有想到，熊先生登上讲坛后，却是另辟一路，称作新唯识。

1924年，祖父主动离开北大，想到山东去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办教育。他跟熊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熊先生说，你走我也走。就这样他们带着各自的学生，一同前往山东办学。当时熊先生的学生管我祖父叫漱师，我祖父的学生管熊先生叫真师，后来又叫力师。抗日战争期间，祖父还在重庆北碚专门为熊先生办了一间勉仁书院，里头只有一个讲师就是熊先生，学生们都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

熊先生每出一书必先印送给祖父。他的观点祖父都不太赞成，认为他对先贤不恭，狂妄自大，但仍专门写了《读熊著各书书后》，一一加以点评，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二人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家风开明，“君子行不言之教”

祖父回忆说，梁济给他的教育是非常新式的：让他自己主动去碰撞、去成长，而不是实时指导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祖父说，父亲给自己的教育无外就三点：第一是带他去看戏，给他讲戏里的故事；第二是带他上街购买日常的生活用品，了解人情世故；第三是教会他穿衣吃饭等生活基本常识。祖父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心地忠厚。”“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1988年5月，祖父接受人生最后一次采访。台湾《远见》杂志的记者问他：“您对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嘱托？”祖父说：“要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沉吟片刻后又说道：“要顺应时代潮流。”

祖父对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君子行不言之教”，让你自己选择。当我们兄弟几个迈入青少年阶段，祖父专门买来一本书，亲自包了书皮、写了封面。那是一本1974年版的《生理卫生知识》，祖父写明：“《青春期卫生》，付钦元、钦东存读。”钦元是我的长兄，时年17岁；钦东是我的堂兄，时年14岁。祖父在书中还夹了一张便条：“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注意上选择地看或读，不必挨次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地都全部通看了。收到此书后，钦东先送交钦元看。因在年齿上钦元最需要看此书，钦东可以后看。”

1974年，梁漱溟写给钦元、钦东的便条

与祖父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吃得比较咸，他吃得比较清淡，所以我经常当着他的面往自己的饭菜里倒酱油。祖父看着我的行为，什么也没说。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客厅做俯卧撑锻炼身体，祖父拿着一本绿皮书走了过来。那是一本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讲日常生活小常识的书，为了让我找到他看的那一页，祖父还特意折了书角，并在题目上拿红笔勾勒了出来。到现在我还记得题目是《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

不光是不好的事情不能太过，好的事情也不能太过。祖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

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亦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为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

钦东贪什么？我祖父起夜看钦东熬夜看小说，第二天就写信给我讲：所有好的事情过了也是贪。

1985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对年轻人影响最深的就是迪斯科。这种欢快的节奏、奔放的舞姿非常吸引我，我花了10块钱，专门报了舞蹈班去学习。当时我在北大上学，助学金也就18块钱，那可是足够生活一个月的。投入这么大，我是上课好好学、回家认真练。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客厅正练着，看到祖父正好走来。那时候父辈们对于这类西方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还是有很多非议的，我突发奇想，拦住祖父问：“爷爷，您刚才看见我跳舞了吗？”祖父点点头。我追问：“您喜欢吗？”祖父扶了扶眼镜，莞尔一笑说道：“你喜欢就好。”那时祖父已经92岁了，他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他的宽容、包容，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根据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名人之后话名人”系列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