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樱花，日语写作“花见”。“花见”在日本历史久远。最早提到樱花的文学作品是日本古老的典籍《古事纪》与《日本书纪》。这些大约成书于8世纪的混合着史实和神话的古籍，并称为日本最早的皇室文学代表作。

奈良时代（710—794）的日本崇尚梅花。这是因为日本深受唐朝影响，在唐诗里梅花孤傲、清幽、高贵、华丽。遣唐使把诗歌带回日本，同时也把梅花之爱带到扶桑。日本国土没有梅花，贵族们多从唐诗里感受梅花，即使如此竟然一时咏梅成风。《万叶集》中有梅花诗百余首，而樱花诗只有四十余首。到了平安朝的《古今和歌集》，樱花诗增至百余首，而梅花诗只有二十余首。诗人吟咏的一增一减，可见贵族趣味的变迁。

唐朝时的中国，各家的后院已经种上了樱花。白居易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掘山樱满院栽”，诗中清楚地说明，在野外挖掘野生的樱花，植于庭院来观赏。深受日本人喜爱的白居易还有多首写樱花的诗，比如“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

传说7世纪的持统女皇特别喜爱樱花，曾经多次到奈良的吉野山，组织大规模的赏樱活动。嵯峨天皇（786—842）在国内大力推行“唐化”，从礼仪、服饰、殿堂建筑一直到生活方式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他在天皇任内以及做太上皇的时候，宫廷内宴会不断，饮酒赋诗，听歌观剧，助长了奢靡的皇室作风。据传他在平安京神泉苑首次举行花见大会，从此以后，赏樱花成了主流的活动。

受到中国广泛影响的平安时代（794—1185）也是日本宫廷文化的黄金时代。这段时期花道发展迅速。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写道：“走廊的栏杆边立着一只很大的青瓷瓶，插满美丽的樱花枝，有些长达五尺，花朵伸展到栏杆外。”平安贵族还把小枝的时令鲜花（樱花自然也在其中）插发或冠为饰，成为一时风雅。

平安时代的文学高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描述了早期日本贵族的樱花之恋，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章名为“花宴”。讲述源氏20岁那年的春天，二月二十过后，在南殿举行的樱花大会。和通常的宴饮一样，花宴上有舞蹈和弹奏日本十三弦古筝的表演。

生性风流的主角源氏被赏赐一枝樱花插于冠上，他以春天为主题的诗感动了他恋慕的后母和当时在场的所有贵族。书中写道，源氏公子所作诗歌“精深渊博，宣读师亦不能轻易吟诵。每读一句，赞叹之声四起。诸文章博士亦皆真心感佩”。现藏于德川美术馆的《源氏物语绘卷·竹河》是12世纪的作品，描绘了喜爱庭中樱花的女公子。

平安时代的贵族生活方式看起来浅薄无聊，实际上花宴并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肤浅，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含义。能够被上层贵族召见，参加花见出游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而且是表现个人魅力、机敏、智慧和运动才能的机会，才艺的展示是否能给上司留下深刻印象，对个人前途至关重要，所以花见之会暗含着明争暗斗。对有些人来说，花见也是建立个人关系网和个人提升的绝佳时机。编纂《古今和歌集》的纪贯之（872—945）便是在花宴上赢得瞩目，获得成功发展机会的，他后来既编辑了日本国的和歌集又做了地方长官。纪贯之写道：平安文化深深扎根于新建的都城京都，京都贵族之家都遍植花草，通过植物和艺术品感受季节的更迭。

不过赏樱这种平安时代的都市文化深受地理和社会阶层的局限，花见属于皇家的、贵族的趣味。平安时代的宫廷文化衰落之后，花见文化流传到日本岛各地的武士阶层中。

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权倾一时的关白丰臣秀吉在1598年3月15日召开了醍醐寺花见，这次赏樱花会以其豪侈华丽而名彪史册。据说醍醐寺花见耗费巨资，为此建造了几重宫殿，参加者有千余人，包括各地军事贵族和他们的家臣，这次花见之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平安时代贵族嗜好的模仿。

据说秀吉为了在这天赏花，从邻国移植了将近700棵樱花树。五个月后，秀吉去世了。临终发出了人生如樱花一样短暂的慨叹：随露而生，随露而散，此乃吾身，如烟往事，宛如梦中之梦。如今每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醍醐寺还有“太阁花见行列”，再现当年丰臣秀吉举办赏花会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