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高俅(?—1126年),北宋末年权臣,宋徽宗时期的官员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因是《水浒传》的主要反派人物而广为人知。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对宋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喜好。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
提起高俅,很多人都回想起《水浒传》里的那个大奸臣。电视剧中的高俅干尽了坏事,陷害林冲,报复王进,杀害卢俊义,毒死宋江,谋害梁山好汉。很多观众都骂是谁提拔的高俅呢?
电视剧里,高俅是被药铺的老板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写信把他介绍到小王都太尉那里。不久奉小王都太尉的命令,去给端王赵佶送一对玉狮子,高俅才有机会在端王府显示自己踢球的能力,也因此得以留在赵佶手下做事。赵佶后来登上皇位,高俅也被提拔为太尉。这是电视剧里情节,历史上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高俅作为奸臣广为人知主要归功于《水浒传》,在正史中,高俅的记载并不算多,宋史中甚至都没有他的传,并且对他的历史评价含糊不清。
据史料记载,高俅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高超的蹴鞠[cù jū](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蹋、踢的含义,“鞠”最早系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以脚蹴、蹋、踢皮球的活动,类似今日的足球。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民间就流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而从汉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又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清代开始流行冰上蹙鞠。因此,可以说蹴鞠是中国古代流传久远、影响较大的一朵体育奇葩。2006年5月20日,蹴鞠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技术就是他多项杂学之一。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zhǔ)后录》就记载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高俅原为苏轼“小吏”,也就是小跟班、文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就寻思着给手下人安排个差事,于是将高俅推荐给曾布,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
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shēn],王诜即王晋卿,是宋英宗的女婿,宋神宗的妹夫,端王赵佶(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王诜也是当时有名的“书画高手”。在林语堂老先生的《苏东坡传》里,“乌台诗案”发生前,王诜和苏辙都在京城里做官。王诜提前知道了朝廷要抓苏轼的消息,他把这个消息提前告知了苏辙,苏辙赶紧告诉了苏轼。结果王诜因为通风报信受到牵连,也因此被贬官。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诜和苏轼交情非同一般,当然这是后话。
苏轼推荐的人,王诜自然不会拒之门外,就把高俅留在了自己府里做事。并在做王诜跟班期间因为踢毬有机会结识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受到赵佶的赏识,又成为端王的随从。到公元1100年,宋哲宗病逝。因为宋哲宗没有儿子,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登基,赵佶就是历史上的宋徽宗。赵佶登上皇位后,自然忘不了跟随自己多年的亲随高俅。
宋徽宗赵佶
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也就是说宋徽宗为抬举高俅,将其将其送到大将刘仲武军中。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从军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顺水人情。
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刘仲武九个儿子为官,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 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是因为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也就是说正好宋朝在边境打了几个少有的胜仗,成了好运气的高俅的升迁资本。后来高俅掌管禁军达二十余年。
高俅因善于蹴鞠竟获高位,掌管禁军二十余年间,不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还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作为禁军首领的高俅自然难辞其咎。
高俅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他一直跟着领导搞服务,很是乖巧善佞,对皇帝赵佶百般讨好。但他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并非一党。靖康元年(1126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处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蔡京长子)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
《宋史.李若水传》中提到高俅死于靖康元年(1126):“李若水……靖康元年,为太学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也就是说高俅死于靖康元年,本来想隆重办葬礼,太学博士李若水认为他的罪过和童贯他们一样,让他善终简直是便宜了他,应该追削官秩。所以说,高俅这家伙运气实在是好,死的又是时候,免了跟着徽宗远赴东北的苦难。
公元1093年,朝廷中新党再次得势,大肆打压政敌。苏轼也因为受到新党的打压被一贬再贬,最后被发配到了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岛落后贫穷,苏轼待在海南也就是比满门抄斩强了一点。直到宋徽宗继位之后,大赦天下,苏轼才得以北还。这个时候的高俅还没有高升到殿帅,不可能出面相救苏轼。
徽宗期间,大奸臣蔡京权倾一时,他当上宰相之后继续打击旧党。这个时候东坡居士已经仙逝,蔡京仍不放过,他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309人全都列为奸党,将他们的姓名全都刻在石碑之上以昭示天下。后世称其为“元祐党籍碑”。《苏东坡传》里,这块碑被雷电击毁,不过还是被宋徽宗派人暗地里砸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蔡京知道后,不依不饶:“碑可毁,人不可恕”,他对这309人的后代也不肯放过。
高俅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权相蔡京迫害苏轼后人,同为一殿权臣的高俅对苏轼一家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伸出了援手。史载,高俅“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这个时候高俅已经身居高位了,他的做法和蔡京却不一样。每逢苏轼后人进京的时候,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他们的生活。后来苏轼的三个儿子虽然没有身居高位,却都不再像东坡先生那样被一贬再贬,颠沛流离了。北宋末年,元祐党人的子弟境遇是非常悲惨的,这些人不许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即使在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凌辱和困窘,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苏轼的子孙在那样的逆境中能得到朝廷高官的庇护,实属不易。总体来讲,高俅还算没有忘记故主,对苏轼的后人也算做了一点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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