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地方军阀中，阎锡山不算是最强大的一个，但绝对是最稳定的一个。阎锡山自1911年成为山西都督，直到1949年败退台湾，掌控山西38年，成为无人能动的山西土皇帝。

不过，在阎锡山的背后，还有一个人一直在出谋划策，阎锡山的大政方针基本都出自他手，就是阎锡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

赵戴文1866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东冶镇，1904年秋，赵戴文以公派身份进入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习深造，这年赵戴文已经38岁了。

刚到日本不久，赵戴文就加入了孙中山刚刚筹建的同盟会，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一生挚友阎锡山。

由于两人同为山西人，又都是同盟会会员，而且阎锡山比他小17岁，一直叫他“老大哥”。阎锡山和赵戴文一同共事三十多年，形影不离，后来赵戴文在山西官至省政府主席，在国民政府历任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都没有改变阎锡山首席军师的角色。

赵戴文从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并且利用职务之便，介绍了大量学生加入同盟会，为山西革命培植了大量骨干力量，当时人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的同盟会革命者纷纷响应。当时的山西，赵戴文和阎锡山一文一武，两人在暗中商议，决定武装起义，占领太原。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成为了山西都督。但阎锡山是一介武夫，统兵打仗是他的老本行，但如何治理山西、笼络人心却不擅长，这就要仰仗赵戴文了。经过赵戴文一系列的谋划，阎锡山不到5年就完全控制了山西全省，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王”。

当阎赵二人积蓄力量，埋头发展山西时，国内形势却在发生着巨变。一方面，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各大军阀混战；另一发面，孙中山在广东改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经过几次战争统一两广，蓄势待发。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一路摧枯拉朽般掀翻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阎锡山自认为无法抵挡革命洪流，于是1927年6月在山西易帜北伐，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而赵戴文担任北方军的总参议，实际上就是总军师。

北伐成功后，阎锡山的山西集团成为了最大赢家，他手下的原晋绥军将领纷纷走出山西，其中商震担任河北省主席，张荫梧、傅作义分别担任平津警备司令，徐永昌则成为绥远都统。在赵戴文的谋划下，阎锡山从“山西王”又成为了“华北王”。

但阎锡山也不是什么都听赵戴文的，随着晋系实力的壮大，他开始变得自负，想和蒋争一争天下。

1930年，阎锡山与蒋的矛盾开始渐渐凸显，最终阎锡山倒向冯玉祥、李宗仁，参与反蒋的中原大战。在此之前，赵戴文曾多次“劝谏”阎锡山，他认为南北军阀是一群“失意军人”、“流亡政客”组成的乌合之众，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本不可能同心合作，打败蒋是不可能的，而国民政府军政统一，而且都是北伐过来的部队，远非阎锡山的地方军阀能比。

虽然阎锡山并没有听从赵戴文的意见，但赵戴文仍然留在太原帮阎锡山看好“后院”。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阎锡山不仅丢了华北，他手下的晋绥军老部下也大量投降了蒋。最后，阎锡山折腾了十几年，也只能回到山西一隅。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在日军的进攻下迅速沦陷，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部只能驻扎在晋西的偏僻山区中。这时的赵戴文已年过古稀，但仍然是阎锡山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已经陷入战争泥潭的日本军方加紧了诱降政策。阎锡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在他看来，保住山西是头等大事，于是，逐渐萌生投降的念头。

但在这件事上，赵戴文却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他曾对阎锡山说：“如果你投降了日本人，我就跳黄河。”也许正是赵戴文的强硬态度，阎锡山虽然一直对日本人暧昧不清，但始终都没有公开投敌，保持住了民族大义。

1943年12月27日，赵戴文因病去世，终年77岁。阎锡山当时正在外地整军，听说噩耗后，立即赶回去，痛哭失声，并亲自祭奠。

历史客栈作者：威廷根施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