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中华儿女来说，岳飞是神圣而高大的。他矢志北伐、恢复中原，拯救在水火之中的同胞。他用兵如神，大小数百战，鲜有败绩，他爱民如子，军纪严肃，以至于金人对他闻风丧胆，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说也奇怪，岳飞在民间的地位却远不如关羽。当关帝庙遍布全国的时候，却很少能见到岳飞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南宋高宗时期，岳飞被冤杀，这让天下人甚是不服。岳飞死后二十年，也就是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这一年宋高宗退位，其早年过继来的儿子赵昚做了皇帝。这位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复祖宗基业，收复被金人掳掠的北方领土，遂决定为岳飞“正名”，这样岳飞一下子就成了大宋武将之楷模。

又过了近一百八十年，也就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此时宋朝早已灭亡，继之而起的元朝也已经到了末世。元朝政府为聚拢人心，打算编修宋、辽、金三 史，在《宋史》中，元朝对岳飞很是推崇，甚至对岳飞的功绩有所夸大。这样一来，一个用兵如神、威风凛凛的岳武穆深入人心。

客观地说，蒙古人对待岳飞还是相当不错的。为了安抚江南汉人，不仅没有废止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封号，而且“降命敕封并如宋，止加保义二字”。就连“坟渐倾圮”的岳飞墓也拨款修葺一番。官方对岳飞的评价，也远高于宋廷，谓“西汉而下，若韩（信）、彭（越）、绛（周勃）、灌（婴）之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 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到了明朝，外有异族入侵之虞，内有流寇作乱之患。特别是明中后期，朝中奸党宦官横行，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中，历史仿佛是宋朝的再次重演。于是，前朝人物岳飞成了最好的反思历史，寄托衷肠哀思的最合适的一个人选。

无论是在官方话语还是在民间视野中，岳飞都一再地被提起，并且地位被再度拔高。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岳飞列为历代三十七名臣之一，“从祀历代王庙，配宋太祖享”。景泰五年（1454年），武功伯徐有贞创岳飞庙于汤阴故土，景泰帝御题为“精忠之庙”。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政府甚至将岳飞置于神的地位，加封其为“三界靖魔大帝”，岳飞的名声和威望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再来说说关羽。在清之前，关羽的地位是不断上升的。据《当阳县志·重修关陵碑记》的说法，唐玄宗开元年间立武庙祭祀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太公，关羽不过是六十四个配祀者之一；宋代他被封为武安王，明代又进爵为帝。但是，民间对他还未有普遍的尊崇，朝廷对他的祭祀，还没有统一的格式和规模，如明代末年的天启年间祭祀时，撇开了万历时给的伏魔大帝的尊号，仅称之为汉前将军寿亭侯，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来。

但到了清朝，情况便完全不同了。《大清会典》载，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便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规定每年五月十三日由大常寺官致祭，同时，在民间大建供奉关帝的武庙。于是，关帝便渐渐成为地位与文圣孔子并驾齐驱的武圣了。

清朝皇帝格外抬举关羽，是事出有因的。蒋瑞藻《小说考证》引《阙名笔记》说：“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诸部，因与蒙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谊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三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

这里的《三国志》其实即是《三国演义》。清廷自比刘备，而蒙古人也对关羽推崇备致。这样一来，清廷推崇关羽，也让蒙古诸部十分的满意，从中找到了一种归宿感。

清帝借崇关羽而笼络的，又何止蒙古诸部而已！清帝所以屡屡褒扬关公的“忠义神武”、“义薄云天”，无非是看中了他既忠且义，忠义合一，希望臣民效法这位于一姓一主坚贞不二的榜样，以保证天下的长治久安。

当然，这仅仅是可以公之于众的理由。清帝所以尊崇关羽，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那就是看中了他的通变。只须对比一下关羽和岳飞两人在明清的荣辱沉浮，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了。

在明代，关羽和岳飞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两人同被供奉在武庙中，万历年间，应道士之请，两人都被敕封为帝，关公是“三界伏魔大帝”，岳飞是“三界靖魔大帝”，佛教徒自然也不甘寂寞，将关公拉做佛寺的护法伽蓝，后来又把岳飞也拉来做了伽蓝。

可是，到了清朝，岳飞的地步逐步下降。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追封汉将关羽三代，在全国普建关帝庙，想借关羽之名，将汉人对岳飞的尊崇全部转移出去。这样一来，岳飞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庙多为关羽独占。而在此后清朝的官方评价体系里，岳飞则被仅仅定型在一个“精忠”的框架里，成了“精忠岳飞”。他的“靖魔大帝”的名号被雍正帝下令撤销，描写其事迹的《精忠说岳全传》问世不久后便被列为禁书，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

乾隆皇帝路过汤阴时，在岳庙题诗一首，诗中有云“两言臣则师千古，百战兵威震一时”，两言臣则是岳飞的名言“文臣不爱财，武臣不惜死”，问题在于后一句，作为岳飞曾经与之作战的金人的后代，乾隆帝简直掩盖不住内心的得意：你岳飞号称常胜，也不过只能威震一时，今日又奈我何！关公自然没有受到这种欺凌和嘲笑，原因就在他不那么死心眼，在大是大非面前颇有几分“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潇洒，会用“降汉不降曹”的把戏，绕过“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关二爷的通变为那些改换门庭、效忠新朝，又要保持心态上平衡的明朝降臣提供了极有力的理论根据，极高大的光辉榜样。

而岳飞却没有这样的觉悟，功勋稍逊一筹的韩世忠都知道“自污”而求自保，吴玠和吴璘兄弟都知道有缺点的将领，君王才会对其放心的道理，可他却只有一头撞墙死在南山墙上的犟脾气，总想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想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直到上了风波亭，还念念不忘“直捣黄龙”，这种不识时务，不杀杀其威风，还怎么得了！如果人人都像岳飞这样坚持原则，矢志不渝恢复故土，哪里还能有清廷在中国的容身之处呢？

只有看穿了这段因果，才能真正懂得，为何《三国演义》在有清一代如此行时，而关帝老爷如此威风凛凛，而岳飞却如此的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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