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汉朝官方哲学体系的奠基人，重要的政论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以“天人感应”观念为中心的宇宙系统论，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永恒合理性，确立了“三纲五常”的封建等级秩序及与之相应的道德原则，为封建统治者编织了用来统治人民的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当时巩固封建统治的直接需要。这显然是“愚民政策”，因为它把自然界拟人化，赋予自然界意志、意识、情感和道德属性，把经过拟人化的自然界当成人类社会的主宰，而把人看成是天的副本，并把自然界与人类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地行为，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一种粗糙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虽然它的整体观、联系观符合辩证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不仅是“愚民政策”，而且也是“愚君政策”。它让人服从君，让君服从天；天不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创造万物，而是为了万民利于授予君主权力；如果君主的德行能使万民安乐，天就授予他权力，如果君主以恶行残害万民，天就要剥夺他的权力。对于这种以天来约束、限制皇帝，鲁迅先生曾戏称之为“愚君政策”。他说：“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贴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用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鲁迅说的刻薄，儒者愚君，也应有平民情怀，不只为儒者之私利。

天如何来约束、限制皇权呢？董仲舒提出了灾异谴告之说：灾异是天谴告天子的手段，是天欲救天子的表示，而灾异本身是国家行政失当所造成的。如果天子不善于体贴天意，及时纠正过失，则可消除灾异；如果天子不知应变，天就任其灭亡。古人非常敬畏和迷信天道，一旦有什么自然灾异，比如出现彗星、发生地震、爆发洪水等，皇帝就把责任推给臣子，说因为臣子工作中有过错、道德上有缺陷，得罪了上苍，上苍震怒，降灾惩罚。大臣因此做了冤魂的不在少数。其实古之先哲也知道这是“愚君之策”，如荀子说：“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但他不愿点破，其理由如王安石指出的那样：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此，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这与封禅一样。封禅是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人关系，告天下太平，报群神之功，履行受天明命，约信盟誓的效忠仪式，亦即就职宣誓，以达成巩固皇权统治与等级秩序的目的。在皇权独尊的社会，封禅有助于皇帝守信用、知敬畏，有助于对皇权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宋朝宰相富弼在听到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论时感到十分震惊，气愤地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人性与天道。古代大智者对于封禅，看破而不说破。

不知董仲舒的“愚君之策”对君主自身及施政起到了多大的正向作用，已知的是“天人感应”说逐渐演变成了谶纬之学，出现了许多“谶纬”书。假托神的启示预告政治事变的书，叫“谶”书；托名孔子解释儒家经典的书，叫“纬”。王莽、刘秀都是利用谶纬迷信活动，登上了皇帝宝座。

天人感应学说本身是为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也促使一些皇帝为伸天而利用权力胡闹起来。灾异的出现，是上天的谴告，那祥瑞的出现，就是上天的嘉奖。祥瑞又称"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如出现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出现等等。儒学认为，这些现象出现是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所发布的政策的赞成或表彰。于是乎，祥瑞造假屡禁不止，编造皇帝即位前后祥瑞出现的书籍越来越多，皇帝挖空心思劳民伤财搜寻祥瑞，不一而足。从唐朝初年开始，英明的君主李世民说，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并且发布命令，以后发现的祥瑞，一般不再向中央政府报告。此后儒者们也开始反对过分寻找祥瑞，揭露出许多造假行为。但是直到清朝末年，儒学并未从原则上否认祥瑞是天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