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既是“愚民政策”,也是“愚君政策”

董仲舒是汉朝官方哲学体系的奠基人,重要的政论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以“天人感应”观念为中心的宇宙系统论,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永恒合理性,确立了“三纲五常”的封建等级秩序及与之相应的道德原则,为封建统治者编织了用来统治人民的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当时巩固封建统治的直接需要。这显然是“愚民政策”,因为它把自然界拟人化,赋予自然界意志、意识、情感和道德属性,把经过拟人化的自然界当成人类社会的主宰,而把人看成是天的副本,并把自然界与人类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地行为,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一种粗糙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虽然它的整体观、联系观符合辩证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不仅是“愚民政策”,而且也是“愚君政策”。它让人服从君,让君服从天;天不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创造万物,而是为了万民利于授予君主权力;如果君主的德行能使万民安乐,天就授予他权力,如果君主以恶行残害万民,天就要剥夺他的权力。对于这种以天来约束、限制皇帝,鲁迅先生曾戏称之为“愚君政策”。他说:“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贴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用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鲁迅说的刻薄,儒者愚君,也应有平民情怀,不只为儒者之私利。

天如何来约束、限制皇权呢?董仲舒提出了灾异谴告之说:灾异是天谴告天子的手段,是天欲救天子的表示,而灾异本身是国家行政失当所造成的。如果天子不善于体贴天意,及时纠正过失,则可消除灾异;如果天子不知应变,天就任其灭亡。古人非常敬畏和迷信天道,一旦有什么自然灾异,比如出现彗星、发生地震、爆发洪水等,皇帝就把责任推给臣子,说因为臣子工作中有过错、道德上有缺陷,得罪了上苍,上苍震怒,降灾惩罚。大臣因此做了冤魂的不在少数。其实古之先哲也知道这是“愚君之策”,如荀子说:“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但他不愿点破,其理由如王安石指出的那样: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此,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这与封禅一样。封禅是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人关系,告天下太平,报群神之功,履行受天明命,约信盟誓的效忠仪式,亦即就职宣誓,以达成巩固皇权统治与等级秩序的目的。在皇权独尊的社会,封禅有助于皇帝守信用、知敬畏,有助于对皇权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宋朝宰相富弼在听到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论时感到十分震惊,气愤地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人性与天道。古代大智者对于封禅,看破而不说破。

不知董仲舒的“愚君之策”对君主自身及施政起到了多大的正向作用,已知的是“天人感应”说逐渐演变成了谶纬之学,出现了许多“谶纬”书。假托神的启示预告政治事变的书,叫“谶”书;托名孔子解释儒家经典的书,叫“纬”。王莽、刘秀都是利用谶纬迷信活动,登上了皇帝宝座。

天人感应学说本身是为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也促使一些皇帝为伸天而利用权力胡闹起来。灾异的出现,是上天的谴告,那祥瑞的出现,就是上天的嘉奖。祥瑞又称"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如出现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出现等等。儒学认为,这些现象出现是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所发布的政策的赞成或表彰。于是乎,祥瑞造假屡禁不止,编造皇帝即位前后祥瑞出现的书籍越来越多,皇帝挖空心思劳民伤财搜寻祥瑞,不一而足。从唐朝初年开始,英明的君主李世民说,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并且发布命令,以后发现的祥瑞,一般不再向中央政府报告。此后儒者们也开始反对过分寻找祥瑞,揭露出许多造假行为。但是直到清朝末年,儒学并未从原则上否认祥瑞是天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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