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仁德皇帝，节俭爱民，在封建时代就给种地的农民取消了农业税，但不仅没有解决民食问题，反而带来连年灾荒、瘟疫。这让汉文帝忧虑不已，因为按照传统“天人感应”思维，皇帝品行好应该天降祥瑞、五谷丰登，农民粮食吃不完才对，难道世人眼中的好皇帝在上天那里却是一个“混蛋”？

于是，汉文帝下达诏令要求大臣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究竟是不是我的过失导致天降灾祸，是不是因为人都不愿意种地导致粮食短缺还是有人故意在浪费糟蹋粮食？当年大臣究竟怎么回答汉文帝这些提问已经无从考证。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史料找到汉文帝困惑的根源。

汉文帝下诏

史料载，汉文帝心系民众，凡有利于民的事情便“辄驰以利民”，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放开了山川林泽之禁（允许民众自由开矿，发展渔业、林业），甚至允许民众自己铸钱，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彻底放开搞活。但不同行业利润空间不同，如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即便汉文帝免征了农业税，但与从事工商业所获利润相比，农业依然低得可怜。这导致大批农民不愿意种地，纷纷从事工商业求富裕，因此贾谊说：“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

可见，汉文帝时期很多农民都去开采铜矿自己铸钱去了，留在家里种地的不多，所以粮食并没有因为汉文帝重视农业而增多。

另外，“民”这个概念非常宽泛，本份的农民是民，达官贵人以及工商业主也是民，究竟谁能从汉文帝惠民政策中获取实实在在利益可能不能这么简单宽泛。事实上，大部分能够上山开矿、搞渔业发展的人非富即贵，普通农民想从事也没有相应的资金、技术优势，所以真正受益汉文帝开放政策的人应该还是只占少部分的达官贵人，普通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因为这些政策导致利益损失。譬如，放任私人铸钱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农民财富缩水，所谓“谷贱伤农”会进一步导致农民不愿意种地。后来，晁错写过《贵粟论》要求汉文帝抬高农产品价格维护农民利益，就是由此而发。

因此，汉文帝困惑引发了一个深刻哲学命题：“好心会办坏事”。这是因为好心也需要遵循规律，了解人性，违背规律的好心必然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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