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摄影： cgrape

大家还记得初中时中背过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如果细数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一统的王朝，毫无例外的都如此，这些王朝衰败都是源于自朽，而不是真的因为遭遇了强横的外敌无法阻挡而亡。

自汉以后，再也没有超过三百年历史的王朝，而周朝的国祚更是长达八百多年，其原因是否是由于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呢？集权制国家依赖于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而分封制是允许诸侯国的繁荣发展并保留一定的有效自治权的，或许正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言：商业上的自洽比军事上的自洽更有利于和平。

而随着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使得一切权利归官府所有，一切稳定归朝廷把持，而朝廷为了稳定不得不做出违反规律的事情，那就是保持长久的稳定，让一切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事情尽可能的减少，让一切变得有序，这样人为的消除随机性的好处是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稳定的局面，这是当权者极喜欢看到的现象，但这种局面却是很脆弱的，在巨大的打击来临时随时可能被毁灭。

因为稳定意味着看起来没有大的问题，甚至这样的稳定会给人一种没有问题的错觉，因此当问题发生却没有被意识到时，虽然短时间并不会引发危险，但这些问题积压的时间越长风险也就越大，一旦爆发就是无法避免的。

这样的现象在《反脆弱》中被称为极端斯坦，指的是大部分时间非常稳定，偶尔陷入重大混乱状态的情况，也就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错误。而周朝之所以能有八个世纪的国祚的原因，其实可以引用《反脆弱》中的解释：它是由大量独立而相互竞争的小单元构成的，这些小单元靠一己之力并不足以危及整个系统，或使其从一个状态进入另一个状态。随机性被分散而不是集中到一起。

还有一点要知道的是在更大的尺度上来说，所有事物的最终结局都是死亡，然后进化为一个更高级的事物或者直接消失在这个地球上。就像周朝灭亡后取代分封制宗法制的是比其更高级的体制——中央集权制。

因此从更大的时间上的尺度上来说：中国能延续至今其自身是具有反脆弱性的。这两千多年来不断地破碎重组，王朝更迭，看似是有极大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有起伏的，而不是持续很久的平稳，然后出现断崖式的跌落。

这也是为什么四大古国中只有中国得以延续的原因。其他三大古国太过于稳定，没有明显的王朝更迭，因此一旦发生变化就是被灭亡。这也是因为由于缺乏“挫折”的磨练，国家在长期的稳定繁荣中变得非常脆弱，隐藏的脆弱性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暗积聚，因此缺乏波动性会导致隐性风险的肆意增长。

马基雅维利也曾说过：在谋杀和内战中，我们的共和国更为强盛，而公民也学到了美德……微小的骚动和焦虑滋养了灵魂，让物种繁荣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

那么最理想的政权的状态是什么呢？

是那种由自下而上的变动，《反脆弱》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自治市内部发生的政治波动，以及日常事物中的小争端和摩擦。它不具有规模可变性。在《道德经》中是这样描述的：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瑞士，按照塔勒布所说，瑞士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丑陋的富商和避难者。这个国家也是最后一个不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国家，它是众多小城邦的集合，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这它们的国家。

但这样的国家如果规模扩大到原来的数倍，就一定会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里的公务员都是在抽象的理论基础上作决定，并且由于看不到最真实的东西，他们总是误以为这些决定最合理，最负责任的。

最后谈论一个题外话：如果把全球化经济比作一个巨大的经济垄断体的话，特朗普想让美国退出经济全球化不无道理，毕竟美国不仅是零八年经济危机的引爆者，更是最大的受害者，而那次的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波及全球的最大原因就是深度的全球化，而且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所受的影响越大，中国正是因为当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深才得以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

因此美国看到了中国因为一体化程度不高而带来的好处。同时，这次的金融危机给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经济带来了更高的抗性，这就是局部损失所带来的整体的进步，（中国的王朝更迭放在两千年这样一个尺度上时，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局部的损失。）毕竟不出现问题我们就永远无法规避类似的问题。

而当时，第十三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要做的是消除“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周期”，也就是让经济持续稳定的繁荣，这最终导致所有风险藏于地下且不断积聚，最终摧毁了经济。

因此由一个充满可控波动性的稳定系统，接近统计意义上“钟形曲线”（属于高斯或正态分布一类），切换到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跳跃的方式，被称为“长尾”的系统。（“长尾”指的是一些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但这些“尾部”事件却可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会很容易被破坏并且难以自我修复。

本文作者：合虚